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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考 · 熊彼特在日本（1931） 7/8 · 2026.05.09 · 15,794 字 · 46 分钟阅读 · 中文 · 传记考证 · 学术交游 · 昭和六年

译后记：昭和六年的春寒（上）

1. 关于此事的起因：还愿

如果有人看到这篇post，那么我会假设你已经读完了我整理翻译的熊彼特访日演讲系列六篇了。所以接下来这段时间，请你听我细细向你讲述一段或者几段有趣但未必让人开心的故事。其实，我本来没有想翻译这么多内容和阅读这么一大堆资料的😓，但人生就是这样充满了各种离谱的机缘巧合。我最近正好重新读了一遍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这本书，打算写一个简短的读书笔记而已，可是写到一半，我突然看到了一篇他在东京帝国大学的演讲稿的英文版，瞬间勾起了我的回忆：十几年前，我还在美国留学期间，我看到了熊彼特一篇关于商业周期理论的演讲稿，觉得很感兴趣，想着几千个单词的阅读量也不算大，不如动手翻译一下——然后我就知道了自己的英文有多差，嗯，还有自己确实不懂德语这件事😂；但借着朋友的无私帮助，终究还是有了一个勉强能读下去的中文稿，然后就把这件事忘记了；可能我自己当时内心有想过等有时间了，一定要重新整理一下这个翻译稿弄个更好的，但终究没有再想起过这件事。

所以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人是不可能躲过自己许过的愿的。无论这件事多么小，或者这件事多么没有意义，命运总会找个办法让你把自己的承诺兑现，特别是那种你漫不经心时许过的愿。也许你会抱怨自己许的愿从未实现，但其实它会以一种令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强迫你接受命运的安排。换言之，如果一个人曾经因为偷懒而让自己不去投入时间和精力去做自己内心中渴望的事情，最终你还是会去做，因为唯有这样才能安抚自己的心灵。

而在我一开始凭借记忆找到最初的那个网站，以及通过使用Gemini+谷歌学术来实现深度文献搜索的过程中，我惊讶地发现，中文互联网至今也没有关于熊彼特在访问日本期间演讲的整理与翻译，甚至连熊彼特的三本传记都已经许久无人谈及了。虽然我能理解国人甚至很多年轻学者对熊彼特的无感，但我们必须考虑到他对日本经济学界的深远影响，而日本恰恰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科学的主要“进口”来源之一。作为一个学术圈外人，我确实不知道该如何评价这一现状。看起来孩子们和我读书时的那副德行差不多——只要今天seminar上老师不提问到我，这篇论文就算我读过了~😏

于是就有了最近这一系列的写作的动机，而我必须非常坦率地承认一件事：中文的熊彼特的三本传记中，我只读过《创新的先知》和《开门》。所以从“还愿”的角度讲，这次我真的被迫恶补了一堆关于熊彼特生平的资料。但讨巧的一点是，我无需再像过去那样一字一句地去查阅传记，因为我们已经有了Gemini这样的AI来帮助我们阅读资料并总结多语种的资料，至少在这类人物传记的资料阅读上，反复追问之下的幻觉确实被降低到了一个我认为合理的水平。但也许读到本站这一系列文章的人们会有一个问题：熊彼特对日本这两周多的访问，有什么重大意义吗？为了节省读者的时间，我在此就可以立刻且明确地回答：毫无意义——因为这只是一个伟大学者对远东一个刚刚繁荣十几年、却又遭遇到大萧条冲击的新兴帝国的访问，见的也都是些后来在其历史中扮演着“受害者”或“被暗杀者”的角色的人物——这本来就是人类历史中反复出现、又反复被遗忘的无聊的事件组，只不过这次刷新到了一个试图摸到“坂上之云”的民族头上而已。

那么，关于译者的故事和唠叨就先到此结束，接下来要聊的几个故事，均与熊彼特的这次访问有关：他这次访问日本的真实行程是什么样的？他的演讲取得了怎样的反响？《开门》这部传记作者在撰写这部分时是否有搞错或者弄混某些细节？期间与熊彼特产生交集的接待者们在后续的历史中又有着怎样的遭遇，而熊彼特的人生中后来又是如何看待日本这个国家的呢？要回答以上这些问题，显然已经超越了单纯文献翻译的范畴，但既然我来“还愿”，那想必“心诚”一些，总归是好事吧。

2. 熊彼特的早年经历与访日行程全梳理

2.1. 熊彼特的早年经历

在重构1931年日本之行前，我们有必要对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前半生进行一次简单的生平回溯。他的前半生是维也纳黄金时代的绝响，也是其个人悲剧不断累加的一份沉重的档案。以下内容主要是由三本关于他的优秀传记和译者最近找到的一些关于他生平或者相关事件的论文组成的。

1883年，熊彼特出生于奥匈帝国的摩拉维亚省。3岁丧父，随母迁往格拉茨。10岁随继父（帝国陆军中将西吉斯蒙德·冯·凯勒，Sigismund von Kéler）迁往维也纳，进入了帝国的心脏。1901年，他入读维也纳大学法学系并在1906年（23岁）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随后是他在德国、英国以及埃及等地的游学时代，在这一过程中，他拓展了许多人脉，并完成了《理论经济学的本质和概要》，当然，他也收获了爱情。1908年，他返回奥地利，其在开罗完成的作品得到了庞巴维克与维塞尔的一致认可，一举获得了奥匈帝国境内的“特许任教资格”。虽然他特立独行的风格与作风并未让他获得维也纳大学的教职，但凭借在切尔诺夫策（今乌克兰境内）完成的《经济发展理论》，他于1911年出任格拉茨大学教授，并在1913年受邀访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尽管《创新的先知》一书的作者将其渲染为一项“至高无上的荣誉”，但考虑到当时美国经济学界与欧洲那巨大的理论代差，这种描写或许更多是美国学者事后的一种“贴金”——毕竟对于当时的北美学界来说，能请到维也纳的纯正学者才是他们的荣幸。总之，到了30岁时，约瑟夫·熊彼特已是世界级的学术巨星。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的爆发，好运开始渐渐不再与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同行。一战的爆发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也改变了熊彼特的命运。虽然身为格拉茨大学唯一的经济学教授，他免于去奥匈帝国那令人绝望的前线去“填线”，但战后那满目疮痍的世界对他来说也许才是真正的地狱。1919年2月，熊彼特在新生的奥地利共和国出任第一任财长，仅7个月后便因政见分歧被迫辞职。1921年，熊彼特尝试在金融界获得成功，出任维也纳比德曼银行（Biedermann Bank）行长。然而，1924年奥地利的股市崩溃彻底粉碎了他的财富梦想，留下的是一笔直到1935年才还清的巨额债务。1925年，在其友人亚瑟·斯皮托夫（Arthur Spiethoff）的帮助下，他重返学术界并在波恩大学任教。但命运的恶意才刚开始：1926年6月，他的母亲病逝；8月，第二任妻子安妮在分娩时因并发症离世，他那新生的儿子也随之夭折。短短三个月内，熊彼特的个人世界彻底崩塌了。

在遭遇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之后，1927年秋，熊彼特应弗兰克·陶西格（Frank Taussig）的邀请开始在哈佛大学客座与波恩大学讲席之间折返，疯狂工作以弥补经济困窘与内心空虚。1930年秋，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发表了《货币论》（A Treatise on Money），这对熊彼特构成了巨大的学术压力——书中的论述与他筹备许久的《货币的本质》手稿中的内容高度重合，这引发了他深刻的学术焦虑。即便如此，他在1930年底依然展现了自己作为一位极具威望的经济学家的学术地位，在访日前夕的12月29日，他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出席并见证了计量经济学会（Econometric Society）的成立，在会上他被推选为会议主席，而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则担任了学会的首任会长。可以说，在1931年1月开启日本之旅时的熊彼特，正处于一个极其矛盾的状态：名义上，他是学术界无可争议的领袖人物，但在内里，他身负巨债、失去了一切至亲、并在学术领地上感受到了来自凯恩斯的刺骨寒意。我们也许可以认为，1931年初的熊彼特，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漫长的“萧条期”。

2.2. 昭和六年的春寒——熊彼特的访日行程全梳理

1931年1月5日，刚参加完具有历史意义的克利夫兰计量经济学会第一次会议的熊彼特抵达了旧金山，并在那里登船前往日本。在此之前，1931年元旦，东京商科大学的学生刊物《一桥新闻》预告了波恩大学约瑟夫·熊彼特教授即将到访的消息。1昭和六年1月25日，当日本邮船（NYK）旗下著名的万吨级远洋客轮秩父丸（Chichibu Maru）缓缓靠向横滨港的码头时，年近五十岁的熊彼特正式踏上了这片正处于暴风雨前夜的新兴帝国的土地。他在波恩大学的日本学生，中山伊知郎（Ichiro Nakayama）和东畑精一（Seiichi Tobata）两位教授迎接了他。

在叙述这段历史之前，我想先简单谈谈我对熊彼特最知名的三本传记的看法，关于熊彼特访日的这段经历，在这三部关于他的传记中的重要性差别很大。《开门》的作者把这段经历放在了上卷几乎最后的部分，因为这部传记把熊彼特移居美国和前半生在欧洲的生活分成了两卷来撰写，而访日行程几乎是熊彼特在把自己的生活重心彻底转至美国前最后一次引人注目的行程。而《创新的先知》和斯威德伯格的《熊彼特传》对此的记述相较之下则少了许多。我想这应该与三本传记作者的学术背景差异有关：艾伦是一名经济思想史专家，而麦克劳是一位商业史专家，斯威德伯格则是一名社会学博士。所以艾伦在撰写熊彼特的传记时，可能更多从熊彼特对经济学家们的影响出发而进行研究，将其视为一名引路人（正如其传记题目所隐喻的那样），而这一点，熊彼特在日本的访问以及他之前和之后对他来自日本的学生的友善态度则展现的更为鲜明。接下来，我们首先探讨一个《开门》中的细节的真实性：“荒木光太郎在回国后建议东京帝大邀请熊彼特前往日本任教”。2

2.2.1. 是谁向熊彼特提出了东京帝大的任职邀请——河合还是荒木？

这次为期三周左右的访问，并非熊彼特第一次与日本产生交集。事实上，早在1924年末，当熊彼特刚刚遭遇到个人严重的事业危机时，他便已与日本经济学界结下了不解之缘。

根据东京帝国大学副教授河合荣治郎（Eijiro Kawai）的日记（1969年出版，日文版：第167–174页，转引自 Ikeo, 2014）3记载，河合于1922年开始担任“文部省在外研究员”。4两年后，他受东京帝大委托前往德语区进行考察，核心任务是寻找前任客座教授埃米尔·莱德勒（Emil Lederer）的继任者。河合最初锁定了三位知名经济学家：J.A. 熊彼特、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 von Mises）以及阿尔弗雷德·阿蒙（A. Amonn）。

1924年12月，河合在布拉格拜访了阿蒙后，便马不停蹄地赶赴维也纳拜访米塞斯与熊彼特。在这场面对面的交流中，熊彼特给河合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河合的眼中，这位奥地利学者宛如一位骄傲的“武士”。三位候选人都对河合的到来表示了欢迎，但在是否接受这份来自远东的意外邀约上，均表示需要时间考虑。根据日记记载，米塞斯后来寄来了一封礼貌的婉拒信；而熊彼特则在一封信中（河合于12月27日收到）正式接受了这份邀约 。然而，此事最终未能成行。随着熊彼特卸任“德意志帝国财政部长”的职务5后，转而出任波恩大学教授并重返欧洲学术界，这次赴日执教的计划被搁置了（最终是阿蒙于1926年作为客座教授抵达了日本）。《日本经济科学史》（A History of Economic Science in Japan）的作者池尾爱子（Aiko Ikeo）认为，这段早年的渊源，正是熊彼特后来在1931年决定访问日本的重要契机之一。

有趣的是，《开门》的作者艾伦在记录这段历史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史实偏差：他将“河合荣治郎邀请熊彼特”一事，张冠李戴地写成了“荒木光太郎（Kotaro Araki）”。荒木确实也是东京帝大的教授，但他从未直接邀请过熊彼特前往日本任教。那么，荒木是否曾向东京帝国大学“建议”邀请熊彼特呢？如果我们深挖一下历史的细节，真实的情况应该比传记中一句简单的误记要复杂且有趣得多：

荒木光太郎自1923年起留学欧洲。在维也纳期间，他不仅参加过米塞斯的私人研讨班（当时哈耶克也在班上），更接受过时任比德曼银行行长的熊彼特的“私人指导”。随后在1924至1925年间，转赴柏林的荒木，曾与河合荣治郎、向坂逸郎、本位田祥男等同样游学德国的日本经济学者共同举办过一个研究会。6

我们不妨做这样一个合理的推测：正是在柏林的这些研究会或私下交流中，作为熊彼特非正式弟子的荒木，向身负“招聘任务”的河合荣治郎谈及了恩师目前在维也纳面临的事业与经济困境。这一关键信息，直接促使熊彼特进入了河合的候选人名单。由于荒木本人直到1926年才返回日本，他不可能在1924年就直接向东京帝大高层提出建议。因此，更符合逻辑的历史真相是：荒木在欧洲的游学圈子里向河合发出了提议，而由河合亲自前往维也纳执行了邀请。

不仅如此，在1927年，折返于欧美之间的熊彼特再次收到了来自日本学界的邀请，而他也确实又一次认真考虑过。7搞清这段早年的人脉纠葛其实非常有意义。在后文中，当我们谈及熊彼特在日本期间会面过的那些日方学者的生平时，一切都会显得顺理成章。总之，在昭和六年的春寒中踏上横滨码头之前，约瑟夫·熊彼特这个名字，早已在日本经济学界引发了长达数年的密切关注与期待。

虽然我们搞清了河合教授曾邀请过熊彼特前往东京帝大担任客座教授而不是荒木，但昭和六年的这次访问又是因何而起呢？这里我们暂且按下不表，先陪同熊彼特开启这段在日本的旅程。

2.2.2. 熊彼特在关东地区的行程

抵达横滨后，1月28日，熊彼特在东京商科大学（即 一桥大学）的兼松讲堂为在场的学生、教职人员与受邀前来的嘉宾发表了一篇题为《现代经济学家的理论工具》的演讲8，并回答了在场学者的提问。在这篇演讲中熊彼特痛斥了将经济学意识形态化与道德化的错误做法，这其实对于当时马克思主义盛行的日本学界是一种极具针对性的批判。同时他也通过简单梳理经济思想史并指出边际革命带来的其实是经济学已进入到一个高度专业化的时代，并鼓励日本学者们必须要掌握高等数学工具才能进入严肃的经济学讨论范畴。

图1：兼松讲堂前熊彼特与日本学者合影
图1：对比下面的图片可知，这张照片确实是在兼松讲堂前拍摄的，经过我的查证与照片对比，我目前确信照片中的日本学者至少有如下二位：中山伊知郎（熊彼特左一）、東畑精一（熊彼特右二）。9

当晚6点左右，熊彼特在众人的陪伴下前往“如水会（Josuikai）”9所属的如水会馆10，参加了由时任東京電燈常务取缔役（执行董事）的五十嵐 直三11主持的欢迎晚宴。在寒暄和用餐结束后，众人移步大集会室，用英语与与会者进行了问答交流。其中记录下了一段有趣的对话。12

“久我君提问是否有应对银价暴跌的对策，熊（彼特）博士对此作出了许多引人深思的观察。‘从前，某个国家为了重振财政，聘请了一位经济学家作为顾问。然后，所有最必要却最不受欢迎的政策，都作为这位外国学者的方案被提了出来。在如今这种面临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无论采取什么方策都不可避免地会不受欢迎，上述某国所利用的替罪羊（Scapegoat）也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吧。’他发表了这样意味深长的言论。” ——「如水会会報」1931年4月

图2：一桥大学兼松讲堂（来源：谷歌图片搜索）
图2：一桥大学兼松讲堂（来源：谷歌图片搜索）
图3：如水会馆（来源： 寫真集 如水會館 (高梨由太郎 编, 1919, 洪洋社). 属于公有领域.）
图3：如水会馆（来源： 寫真集 如水會館 (高梨由太郎 编, 1919, 洪洋社). 属于公有领域.）

这段回答对于了解熊彼特背景的人来说，其实有些“微妙”：因为他在新生的奥地利共和国担任了几个月的财长，且因为政见不合而被迫下台。很难说这不是他感同身受的回忆。总之，28日当晚的行程结束后，熊彼特回到帝国饭店13，写下了他当天在一桥大学的演讲手稿，而这份手稿也在约五十年后，被熊彼特的传记作者之一洛林·艾伦于哈佛大学档案馆进行研究时找到并以英文形式发表。14

按照坪井賢一的说法15，熊彼特本次的访日行程是由神户商业大学发出的邀请（昭和六年2月15日的神户商大校报上写明了此事），但他并未直接前往神户而是在关东地区与他之前在维也纳和波恩交往过的日本友人见面，我猜想这与他的学生中山伊知郎有关（中山教授毕业于1923年毕业于东京商科大学，其后更是担任了一桥大学的校长。），而接下来的行程则与河合教授、他在波恩大学的弟子東畑精一以及荒木教授有关。

1月29日下午，由日本经济连盟会（经团联的前身）和日本工业俱乐部共同举办了一场熊彼特的演讲，熊彼特发表了一篇名为《大萧条：特论美国局势》的演讲，俱乐部理事长、三井财阀的总裁团琢磨在演讲开始前为听众介绍了他。为正处在昭和恐慌之中的日本财经界人士提供了自己关于大萧条的看法。从他的演讲中可以看出，他显然认为井上准之助财相在前一年所进行的“金解禁”（回归金本位）政策是错误的，但熊彼特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大萧条的严重程度认识并不是特别清楚，他认为当前严重的危机只是因为长、中、短周期的不幸叠加（“因此，我们迄今所归纳的三种景气循环，在1930年集体陷入了萧条的低谷。这与1907年的萧条情况完全相同。”，参考我的译文）所导致的，而他甚至认为随着短周期在1931年的向上运动，形势会在当年变好。这对于现场的听众来说显然会是一种鼓舞——但后续的事实并不符合熊彼特的预期。

图4：时任滨口内阁大藏大臣的井上准之助（来源：日文Wiki百科词条）
图4：时任滨口内阁大藏大臣的井上准之助（来源：日文Wiki百科词条）
图5：工业俱乐部旧景（来源：谷歌图片）
图5：工业俱乐部旧景（来源：谷歌图片）

次日，1月30日，熊彼特前往东京帝国大学，在那里，矢作荣藏、河合荣治郎和中西寅雄等几位教授，以及他在波恩大学的弟子东畑精一接待了他。讲座开始前，帝大校长小野冢喜平次在三四郎池畔的山上会议所（Sanjo Kaigisho）为熊彼特举行了一场隆重的欢迎午宴。16下午，熊彼特前往帝大安田讲堂发表演讲，题目为《商业周期理论》，在这里他详细地为日本学界介绍了自己关于商业周期理论的基本特征，他指出了资本主义的演进引擎是企业家的“创新”而不是信用周期的扩张，信贷系统在他的理论框架中扮演了一个“被动”的角色。在讲台之下，除了出面接待的东畑精一等人外，河合荣治郎的两位得意门生——年轻的木村健康（Takeyasu Kimura）和安井琢磨（Takuma Yasui）也挤在人群中，聚精会神地聆听了这场演讲。17

山上会议所（Sanjo Kaigisho）（来源：Kishida, S. (1997).）
山上会议所（Sanjo Kaigisho）（来源：Kishida, S. (1997).）
安田讲堂，摄于昭和5年（来源：https://www.u-tokyo.ac.jp/focus/ja/articles/t_z0508_00089.html）
安田讲堂，摄于昭和5年（图片来源：[东京大学官网](https://www.u-tokyo.ac.jp/focus/ja/articles/t_z0508_00089.html)）

关于安井琢磨，池尾爱子在她的书中有如下一段故事记述他与熊彼特之间的一个类似段子的交谈：

在东京帝国大学的演讲结束后，安井琢磨向熊彼特请教最好应当如何开启经济学的研究生学习，对此熊彼特回答道：“如果你打算研究经济学理论，就从瓦尔拉斯开始”（Yasui 1988, 日文版: 5） ——Ikeo, A. (2014). pp.21

这个“从瓦尔拉斯开始”的一幕在日本经济学界后来变得非常知名，以至于池尾爱子教授在她的书中认为“标志着日本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黎明”。（The story of “Begin with Walras” has become a well-known episode in Japan that symbolizes the dawn of Japanese neoclassical economics, which was called modern economics at the time. Ikeo, A. (2014). pp.87）

然而，艾伦在《开门》里讲的東畑精一与熊彼特段子虽然更有趣，但真实性作为中国读者听起来，就觉得有点“别扭”了：

译文：从他的日本之行中，流传下来一则轶事，其含义有些模棱两可 。熊彼特访问东京商科大学时，对包括东畑教授在内的教授们说：“大学不在于大楼。” 此前，东畑刚刚为房间里由于缺乏中央供暖而感到寒冷道了歉 。该大学最近将其校园从市中心（那里的大楼在1923年的大地震中受损）搬到了郊区的国立市（Kunitachi） 。熊彼特似乎并不介意寒冷，并提到博洛尼亚（Bologna）和其他伟大的大学都有古老的、没有暖气的建筑 。其他人对熊彼特的这句名言有不同的解释，认为他的意思是，无论有没有中央供暖，单靠建筑物是不能造就一所大学的；相反，大学是由高质量的师资和有能力的学生造就的 。即使在今天的日本，当一所不知名的大学建造豪华的硬件设施时，老前辈们有时也会轻蔑地说“大学不仅仅是建筑物”，以此来提及熊彼特 。 ——Allen, R. L. (1991). Note 464

上面这段话像不像梅贻琦在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演讲时说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今天人们一般而言认为此句是引用了《孟子》中“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然而考虑到梅校长的演讲发表于1931年12月，与熊彼特此次访问日本恰好处于同年，我不清楚究竟是盐野谷祐一（艾伦撰写传记时，他时任一桥大学的校长。）在与艾伦教授通信时记混了、还是梅校长的学术圈子恰好读到了当时日本方面的报道或者通信。我们从前文的照片和实际行程讨论这个段子的真实性，前文我对一桥大学兼松讲堂前那张照片里两位学者的指认，其中确实有東畑精一，这件事也被他自己写进了很多随笔集里。甚至后来一桥大学校史和其学校杂志《HQ》中也会有相关的引用文章18。所以我想这可能是两位优秀的学者在同一时空中就同一个题目碰巧产生了一个思想上的共鸣吧。

图6：1931年2月约瑟夫·熊彼特与东畑精一在东京大学安田讲堂前（译注：这里截图右侧标注有个明显的错误，演讲是1月30日的，可能是因为这张照片大概率是来自昭和6年2月2日出版的第370号《帝国大学新闻》。图中应该还有矢作荣藏、河合荣治郎和中西寅雄等几位教授。译者没能在网上找到当年的新闻影印件，截图取自视频《おしえて！まごそだて「松阪の偉人編～東畑精一」（令和6年3月）》(2:04处)，作者为 松阪市行政チャンネル(Matsusaka City)，2024年，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wagpIQ7tn4)。）
图6：1931年2月约瑟夫·熊彼特与东畑精一在东京大学安田讲堂前（译注：这里截图右侧标注有个明显的错误，演讲是1月30日的，可能是因为这张照片大概率是来自昭和6年2月2日出版的第370号《帝国大学新闻》。图中应该还有矢作荣藏、河合荣治郎和中西寅雄等几位教授。译者没能在网上找到当年的新闻影印件，截图取自视频《おしえて！まごそ达て「松阪の偉人編～東畑精一」（令和6年3月）》(2:04处)，作者为 松阪市行政チャンネル(Matsusaka City)，2024年，YouTube [视频出处](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wagpIQ7tn4)。）

终于，在熊彼特30日结束了帝大的演讲之后，他可以作为为游客的身份在关东好好游览一番，在此期间，他还拜访了荒木光太郎的宅邸，并与荒木夫妇以及东畑精一等人游览了镰仓。19除此之外，他也参观了日光和箱根。关于这几日的游览，虽然缺少了细节，但艾伦的作品里有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Playing the sightseer in 1931, Schumpeter was always accompanied by a young professor or student, who preferred that Schumpeter discuss economics than tourist sights.“ 说真的，我作为一个经常去日本旅行的人看到这里有点没绷住，无论是日光东照寺还是镰仓的八幡宫，都可以说是绝美的建筑，我在旅行时也深深地被那些精美的建筑折服。一想到颇具贵族气质的熊彼特在参观时还要回答日本学者的问题，确实不免让人有扫兴之感。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当时日本深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局势，作为后人的我们也能够理解日本学者在面对一位世界级经济学家时对于寻找真理的迫切的心情。

2.2.3. 熊彼特在关西地区的行程

在经过了数日的关东之行后，熊彼特登上了东海道本线特快列车”富士号“，西行前往关西地区。2月6日，焦急的记者们在熊彼特一行人的列车于大阪短暂停留时进行了采访。当被问及是什么从根本上导致了这次萧条时，熊彼特回答说，这主要归因于世界经济正处于一个“大波浪”的谷底，并补充说加剧因素包括农产品供应过剩以及英国和美国实施的通货紧缩政策。206日当晚，熊彼特抵达了神户，在火车站迎接他的是神户商业大学的校长田崎慎治以及瀧谷善一与丸谷喜市两位教授，随后他入住了神户著名的托尔酒店（Tor Hotel）。21

图7：1908年刚建成的托尔酒店，由德国资本投资兴建。（图片来自日文Wiki)
图7：1908年刚建成的托尔酒店，由德国资本投资兴建。（图片来自日文Wiki)

2月7日，熊彼特在神户商业大学主讲堂发表了题为《国际商业政策现状》的学术演讲，为听众介绍了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贸易秩序并分享了自己的看法。他将当时各国之间的关税壁垒视为在严峻的客观经济形势下，民族主义政治压力与既定的历史路径的共同作用下的各国必然做出的选择。但他也预测了在经济现实的约束下，即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的背景下，将不可避免地推动世界重回自由贸易的未来。我认为这是一篇非常有洞察力的演讲，尤其是在当时的政治经济背景下。随后，2月8日，他在日本学者的陪同下访问了京都帝国大学，在那里他见到了京都帝大的经济学家高田保马与其高足柴田敬，并与他们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22（柴田敬也是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学生，后来柴田敬也在哈佛参加了熊彼特那个著名的Seminar，与萨缪尔森等人共同学习）。在那里，熊彼特接受了京都帝大的欢迎晚宴，并游览了这个美丽的日本古都。

图8：时任神户商大校长 田崎慎治（Tazaki Shinji）（图片来源：同右图）
图8：时任神户商大校长 田崎慎治（Tazaki Shinji）（图片来源：同右图）
图9：神户商大主讲堂（图片来源：神户商大昭和六年的毕业纪念册 链接：https://da.lib.kobe-u.ac.jp/da/sc/0100485168/%E5%8D%92%E6%A5%AD%E3%82%A2%E3%83%AB%E3%83%90%E3%83%A025%E5%9B%9E1.pdf）
图9：神户商大主讲堂（图片来源：神户商大昭和六年毕业纪念册 [PDF出处](https://da.lib.kobe-u.ac.jp/da/sc/0100485168/%E5%8D%92%E6%A5%AD%E3%82%A2%E3%83%AB%E3%83%90%E3%83%A025%E5%9B%9E1.pdf)）

“前几天，我在访问京都（Kyoto）时，对古代幕府将军宫殿的艺术奇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明显，为这座宫殿及其所有装饰它的华丽艺术品买单的资金，是通过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得不称之为“剥削”的方式筹集的。如果真是这样，我个人只能说，我由衷地赞成这种创造这如梦般的美丽所必需的一定程度的剥削。” ——熊彼特访日期间演讲（2/6）：经济学的现状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熊彼特对京都帝大的访问，译者认为对高田保马和柴田敬两人来说，是有着极为不同的意义的。高田教授被称为“日本的马歇尔”（Ikeo, A. (2014). pp.32），是日本早期著名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与熊彼特的学术对谈显然是日本学界期待已久的一次会面。而他的弟子柴田敬其实当时正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地位，柴田的恩师河上肇在三年前（1928年）的“三一五事件”中被迫辞去京都帝大教授职位。次年（1929年），高田保马正式就任京都帝大教授。因此，作为新人讲师的柴田敬，此时正好转入高田门下学习瓦尔拉斯和卡塞尔的一般均衡理论，而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背景又让他产生了高度的理论危机感，这才使他在面对熊彼特的访问时有非常强的动力和意愿去争取与熊彼特进行深入的交流。最后需要指明的一点是，熊彼特在波恩的另一位日本学生中山伊知郎，正是在1920年代早期在东京商业大学（一桥大学）的讲座上听到了高田保马的经济学史课程才开始对熊彼特的学说理论产生浓厚兴趣的。（Ikeo, A. (2014). pp.78）

2月9日、10日，熊彼特继续在神户商业大学发表学术演讲，题目分别为《经济学的现状》（或《论体系、学派与方法》）、《利息理论》，这两篇演讲本站也已经进行了全文翻译。在9日的演讲中，熊彼特的核心主旨时至今日依然不算过时：经济学已经成熟，它应该彻底摆脱哲学、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一门纯粹的、统一的经验科学。在真正严谨的经济学内部，根本不存在水火不容的“体系”或“学派”，只存在共享底层逻辑的分析工具。而至于10日的演讲，很遗憾的是，译者无法找到全文，而仅能以神户大学的校报报道进行一个简短的总结。但考虑到7日和9日的演讲均发表在了《国民経済雑誌》（一份由神户商业大学负责出版与发行的学术杂志）上，也许未来有一天，会有学者在这个杂志的旧档中找到熊彼特这篇“謎の第六講”的讲稿全文吧！23

终于，熊彼特即将结束他在日本的这次影响深远的访问，在最后的几天中，2月11日，柴田敬与神户商大的田中金司陪同他参观了奈良古都并于当晚入住了奈良饭店（Nara Hotel）24，估计在镰仓看过大佛和八幡宫的“武士”熊彼特，在奈良的古刹间应该能寻得自己内心的平静吧。次日，熊彼特在宮島綱男的陪同下前往大阪广播电台录制广播节目（很遗憾，译者没有找到这个广播节目的内容或者数字化存档，估计因为战争而损毁了），当天晚上，宫岛与其他几位教授陪同熊彼特在大阪文乐剧场观看了一场日式人形净琉璃表演。哈佛大学档案馆保存了下面这三张珍贵的照片，为后人留下了熊彼特在离开日本前的历史的瞬间。

图10：大阪广播电台参加节目录制，熊彼特（前一）身后左至右应为宮島綱男与高田保马。
图10：大阪广播电台参加节目录制，熊彼特（前一）身后左至右应为宮島綱男与高田保马。
图11：很多文章将此图认为是宫岛与熊彼特在大阪广播电台录制节目时拍摄的，这可能是因为哈佛档案馆的标记错误。但其实这应该是二人在当晚的演出开始前被记者抓拍的。
图11：很多文章将此图认为是宫岛与熊彼特在大阪广播电台录制节目时拍摄的，这可能是因为哈佛档案馆的标记错误。但其实这应该是二人在当晚的演出开始前被记者抓拍的。
图12：这张熊彼特手持日式人形的照片被广为流传，然而却缺乏标注他身后上方的三位学者，译者推测应该是左起柴田敬、宮島綱男与高田保马三位教授。
图12：这张熊彼特手持日式人形的照片被广为流传，然而却缺乏标注他身后上方的三位学者，译者推测应该是左起柴田敬、宮島綱男与高田保马三位教授。

2月13日中午，熊彼特在离开日本前，前往神户商大向众人道别致意并对会面的记者发表了如下谈话：

“在日本逗留的三周时间里，我受到了日本国民的极大款待，尤其承蒙贵校各位教授的悉心关照，带我游览了箱根、日光、奈良、京都等各个地方。日本不仅风光明媚，国民也非常亲切，是极好的人民（nice people）。尤其是学生们对待学问的态度极为认真，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 ——神戸商大新聞 [Kobe Shodai Shimbun], 1. https:·da.lib.kobe-u.ac.jp/da/sc/0100408406/

2.2.4. 尾声：熊彼特教授，您根本不在Insulinde号上，您在哪儿？

当日下午三点，熊彼特在日方诸位学者的欢送中，登上了驶往欧洲的靖国丸号邮轮。对，您没有看错，并非艾伦笔下那艘荷兰籍蒸汽船Insulinde号，而是日本邮船株式会社（NYK）旗下、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内燃机高速邮轮——靖国丸（Yasukuni Maru）号。那么，作为记录熊彼特生平最全面详实的传记作者，艾伦难道真的写错了吗？我们先来看看原文：

“Finally, on Friday, 13 February 1931, he boarded the Dutch steamship Insulinde. The trip home took him from Kobe to Hong Kong, followed by Shanghai, then Singapore, Java, Bali, and on to Colombo, Ceylon (Sri Lanka). Thence he crossed the Indian Ocean, entered the Red Sea, passed through the Suez Canal, and came out into the Mediterranean. From Port Said, he went to Brindisi on the calf side of the Italian boot. From there, the final leg of the trip was made by train to Bonn, where he arrived on 20 April 1931.” 译文：最终，在1931年2月13日星期五，他登上了荷兰蒸汽船因苏林德号（Insulinde）。回程之旅带他从神户出发前往香港，然后是上海，接着是新加坡、爪哇、巴厘岛，随后到达锡兰（斯里兰卡）的科伦坡。从那里，他横跨印度洋，进入红海，穿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从塞得港（Port Said）出发，他前往位于意大利“靴子”小腿一侧的布林迪西（Brindisi）。从那里，旅程的最后一段是乘坐火车前往波恩，他于1931年4月20日抵达那里。 ——Allen, R. L. (1991). pp. 339

起初，刚查阅到《神户商大新闻》这纸报道时，我也曾怀疑这是否是校方为了“贴金”而夸大其词。毕竟靖国丸1929 年才铺设龙骨，1930年刚投入运营，是当时NYK欧洲航线上最豪华、最快的新锐巨轮，记者在神户港繁杂的船只中写错一笔，似乎也合情合理。但紧接着，时间轴上的巨大断层引起了我的注意：从 2 月 13 日起航，到 4 月 20 日抵达波恩，中间足足经过了 66 天之久。无论靖国丸还是Insulinde号，都不可能在海上漂泊如此漫长的时间。作为一个海军史爱好者，我顺藤摸瓜查询了Insulinde号的船舶记录，立刻发现了一个致命盲点：这艘船的始发港是巴达维亚！作为一艘具有一定船龄的老旧蒸汽邮轮，它当时一直雷打不动地执行着荷兰的东印度航线，根本不会涉足东亚的任何港口，其离开印尼后的下一个停靠点必定是新加坡。那么，这趟漫长归途的真相究竟如何？

顺着这个疑点，我翻开了荷兰国家图书馆的报纸数字档案，发现了这场考据中最具戏剧性的一幕：根据 1931 年 1 月 29 日《每日新闻：小报》（Het nieuws van den dag : kleine courant）的航运专栏记录，就在熊彼特还在日本工业俱乐部与昭和财阀们觥筹交错、相谈甚欢之际，艾伦笔下这艘所谓的“归国座驾”Insulinde号，才刚刚于 1 月 27 日驶离直布罗陀海峡。更要命的是，报纸明确标注该船的航向是“由鹿特丹开往巴达维亚（雅加达）”。也就是说，当熊彼特准备在 2 月 13 日向西返回欧洲时，这艘船正满载货物在印度洋上向东狂奔。两者在时空上可谓“南辕北辙”，客观档案为Insulinde号提供了一个完美无缺的物理不在场证明。如果我们再回过头审视艾伦原文中那段描述：“从神户出发前往香港，然后是上海……” 只要稍具地理常识便会发现，任何从神户经门司港南下的班轮，必然是先抵达稍北上海，再沿海岸线南下驶入香港。Insulinde号不仅在时间上完美错开了熊彼特的归国日，更不可能在空间上开出一条“先抵香港，再折返上海”的荒谬航线。

真相的拼图，最终在 1931 年 3 月 11 日的一份《巴达维亚新闻报》（Bataviaasch nieuwsblad）中严丝合缝地对上了。在那天的乘客名单（Passagierslijst）专栏中，赫然印着“Prof. J. Schumpeter”的名字。但他既不是从日本登船，也并非直航欧洲——他被归在了前往新加坡（Naar Singapore）的抬头之下。

至此，这段长达 66 天的归国之谜终于在逻辑上实现了完美闭环：2 月 13 日，熊彼特确实乘坐着日本的靖国丸离开了神户，并按标准航线依次经停上海、香港，顺利抵达新加坡。但他并未急于返回波恩重执教鞭，而是在此地潇洒下船，开启了一场为期近一个月的“南洋深度游”，足迹踏遍了爪哇岛与巴厘岛。直到 3 月 11 日，他在巴达维亚结束了这场热带假期，登上了这艘著名的荷兰客轮Insulinde号。但他购买的仅仅是一张短途接驳票，在完成从印尼“跳回”新加坡的两日航程后，便去换乘速度更快的归国快船了。

图13：秩父丸（Chichibu Maru）与富士山同框。（图片来源：日文Wiki)
图13：秩父丸（Chichibu Maru）与富士山同框。（图片来源：日文Wiki)
图14：靖国丸（Yasukuni Maru），摄于1930年伦敦泰晤士河。（图片来源：日文Wiki）
图14：靖国丸（Yasukuni Maru），摄于1930年伦敦泰晤士河。（图片来源：日文Wiki）
图15：因苏林德号（SS Insulinde），属于N.V.Rotterdamse Lloyd，推测拍摄地点于荷属东印度（图片来源：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数字馆藏）
图15：因苏林德号（SS Insulinde），属于N.V.Rotterdamse Lloyd，推测拍摄地点于荷属东印度（图片来源：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数字馆藏）

艾伦在撰写传记时，必然在熊彼特的遗物中翻到了那张印有“Insulinde”字样的旧船票存根。受限于当时的史料比对条件，他在综合了熊彼特的信件与日记中提及的地名后，大笔一挥，将这段仅有两天的短途转运，误写成了从神户直达欧洲的宏大航程。不过，艾伦教授依然展现了传记学者的厚道，如实记录下了熊彼特途经的所有港口。虽然他仅笼统地提及熊彼特在沿途各港口都受到了日本学术圈海外人脉“宛如迎接皇室成员般”的热情接待，并十分享受这种追捧，但正是这些被错置的港口坐标，为我们重新拼凑真相提供了绝佳的线索。

至此，从靠港到返程，我们终于将熊彼特在昭和六年对日本访问行程的诸多细节，完成了最后的拼图。

这是熊彼特一生中唯一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

虽然在熊彼特其后的人生岁月中，他依然会与来自这个国家的学者产生深厚的交集，也会在异国他乡无私地指引来自这座东方岛国的学子；但随着此后世界局势的翻天覆地，种种历史的偶然与必然，让这位经济学巨匠再也没有机会重返此地，去重温那里的风景，或是与同仁们再度面对面地畅谈了。而此后的日本帝国走向了何方，想必对历史有一定了解的人一定非常清楚。但如果我们进一步提问：熊彼特的那些日本朋友们，后来在学术或者事业上的发展如何呢？熊彼特本人在他人生的下半场——美利坚合众国——的学术舞台上又与来自日本的学子产生了怎样的思想碰撞？请移步《译后记：昭和六年的春寒（下）》~

参考文献

Footnotes

  1. 译注：引自：Allen, R. L. (1991).原文：“On New Year’s Day 1931, the student publication of the Tokyo University of Commerce (the Hitotsubashi Shimbun, also known as the Ikko Shimbun) carried an uncommon announcement heralding the forthcoming visit of Professor Josef Schumpeter of the University of Bonn.” ↩

  2. 译注：引自：Allen, R. L. (1991). 原文：“The first Japanese economist to have close contact with Schumpeter—in the early 1920s in Vienna—was Professor Kotaro Araki of Tokyo Imperial University. Upon his return to Japan, Araki suggested that the university invite Schumpeter as a visiting professor, and the invitation was tendered in 1924, just as his banking career was ending.” ↩

  3. 译注：引自：Ikeo, A. (2014) pp.39 Note 7 ↩

  4. 译注：实际上，在1920年（大正九年），日本政府正式颁布了勅令第三百九十三号《文部省在外研究員規程》，全额赞助帝国大学中已经获得教席的现役教师（绝大多数为助教授/副教授）前往海外留学，这一制度是为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确保高质量的本土师资”，从而彻底完成对早期高薪外籍专家的依赖。河合荣治郎在1922-25年期间完成了赴欧学术考察和人才引进工作后，于次年回国很快便晋升为正教授，并获得了属于自己的讲席。当然，中山伊知郎和东畑精一、包括后面我们提及的若干日本经济学家也都收益于此制度而得以认识到熊彼特。 ↩

  5. 译注：原文如此“Schumpeter became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Bonn and returned to European academism after being the Minister of Finance for Imperial Germany.“ 不过译者这里有一个猜测，一战结束后新生的奥地利共和国曾被短暂称为”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Republik Deutschösterreich）。译者猜想可能是因为河合的日记记录并不清晰，导致池尾爱子教授在查阅时忽略了这一历史细节，从而导致了转译成英文时产生了误会。 ↩

  6. 译注：引自：Makino, K. (2014, May 24–25). 原文：“また荒木は留学中、ウィーンでオーストリア学派の経済学者と交流し、当時オーストリア商工会議所に勤務していたミーゼスの私的ゼミナールに参加した。ハイエクともこのゼミナールで一緒だった 。ハイエクは『荒木光太郎教授追悼論文集』にも寄稿している。また荒木はウィーンで当時ビーダーマン銀行頭取だったシュンペーターから私的教授を受けている” ↩

  7. 译注：引自Allen, R. L. (1991). 原文：“In February 1927, he presented two lectures at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on ‘The Present Position of Economics,’ and later jokingly complained that the English scoundrels paid him only twenty-four pounds (500 marks). He received another invitation to lecture in Japan and considered it seriously. 384“艾伦也在注释384中指出“His letters also often chronicled his professional work, including the trips he made to give papers, the subjects of his papers, and what he was paid.” ↩

  8. 译注：论文本身解释了为何艾伦博士认为这份手稿其实就是熊彼特在一桥演讲的全文。引自：Schumpeter, J. A. (1982). ↩

  9. 译注：一桥大学的校友会，由一桥大学奠基人，幕末至大正时代实业家涩泽荣一（1840-1931，就是2021年大河剧《势冲青天》的主人公，剧名我很喜欢，“势冲青天攘臂跻，气穿白云唾手征”）命名，引自《礼记·儒行》中的名句“君子之交淡如水”。 ↩

  10. 译注：译者依然要在这里指出一个地理位置上可能性的问题：兼松讲堂在东京都国立市，而如水会馆是在一桥大学的发源地千代田区，两地相距30多公里，考虑到日本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午发表演讲后立刻赶往如水会馆倒不是不可能，不过距离确实很远。但考虑到艾伦在1982年论文中指出熊彼特当晚入住的是帝国饭店（即东京帝国饭店），也同在千代田区。这样一来事实似乎也能成立。 ↩

  11. 译注：日本近代著名银行家、财界领袖。1877年出生于静冈县，1899年毕业于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即 一桥大学）。毕业后进入日本特许外汇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工作，历任孟买、大阪、神户等重要分行的行长（支配人），并晋升为该行董事（取缔役）（人事興信所，1928）。1930年前后，五十岚直三出任当时日本最大的电力企业——东京电灯株式会社的常务董事（東洋経済新報社，1931）。 ↩

  12. 译注：一桥演讲后的这次晚宴和下文的熊彼特的微妙发言，引自：坪井賢一. (2010, March 3). ↩

  13. 译注：帝国饭店不是我猜测的，而是艾伦在Schumpeter, J. A. (1982). 中明确指出的。 ↩

  14. 译注：引自：Schumpeter, J. A. (1982). ↩

  15. 译注：引自：坪井賢一. (2010, March 3). 原文：“日本旅行は神戸商業大学（現在の神戸大学）の招待に応じたものだが、日本初の講演と晩餐会は東京商科大学（現在の一橋大学）とそのOB組織である如水会が押さえたことになる。”（此次日本之行原本是应神户商业大学（现神户大学）的邀请，但他在日本的首次演讲和晚宴，则是由东京商科大学（现一桥大学）及其校友组织“如水会”抢先举办的。） ↩

  16. 译注：引自：Sandal, J.-U. (2015). ↩

  17. 译注：引自：Kubo, S., & Hagemann, H. (2022). Note 1 ↩

  18. 译注：如果在谷歌搜索里输入“大学は建物ではない” 加上“シュンペーター”（熊彼特的日文假名）确实会有很多结果，比如这一篇：山下裕子. (2004). 大学は建物ではない. HQ, (3), 20–26. https://www.hit-u.ac.jp/hq-mag/archive/pdf/hq03.pdf ↩

  19. 译注：引自：Makino, K. (2014, May 24–25). ↩

  20. 译注：引自：Kubo, S., & Hagemann, H. (2022). ↩

  21. 译注：引自：”来朝したシュンベーター氏”, 1931 ↩

  22. 译注：日文原文：“31年来日中の J.A.シュンペーターと議論を戦わせる。“引自：(ブリタニカ国際大百科事典 小項目事典, n.d.) ↩

  23. 译注：Kubo, S., & Hagemann, H. (2022). 在他们的论文中的Note 4也提及了此事，并做了梳理。 ↩

  24. 译注：引自：”来朝したシュンベーター氏”, 1931 ↩

系列 · 熊彼特在日本（1931）
  1. 熊彼特访日期间演讲（1/6）：商业周期理论
  2. 熊彼特访日期间演讲（2/6）：经济学的现状
  3. 熊彼特访日期间演讲（3/6）：国际商业政策现状
  4. 熊彼特访日期间演讲（4/6）：现代经济学家的理论工具
  5. 熊彼特访日期间演讲（5/6）：大萧条：特论美国局势
  6. 熊彼特访日期间演讲（6/6）：利息理论与2篇未公开备忘
  7. ◆ 译后记：昭和六年的春寒（上）
  8. 译后记：昭和六年的春寒（下）
刊行
铁炮屋
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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