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访日期间演讲（2/6）：经济学的现状

《经济学的现状》¹

或《论体系、学派与方法》

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

序注

以下几页是作者于本年² 2月9日在神户商业大学所作演讲的摘要。许多在口头演讲中必要或有用的内容已被省略，因为它们在书面文章中显得不合时宜。取而代之的是，插入了一些在演讲中未能触及的观点。作者希望以这种新形式呈现的文章能引起日本同行和学生的兴趣，他非常荣幸能将此呈献给他们。当然，他们不能指望在这样一篇概述中看到太多新东西。但他们可能会乐于看到这样一位经济学家的观点：即使在当前各种立场相互冲突的混乱局面中，他仍然相信并没有许多种经济学体系，而是只有一种基于经验、并像任何其他科学一样处理这些经验数据的经济科学。

一、

当我说处于幼年期的科学思想比处于成年期的科学思想更具包容性时，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悖论。然而事实确实如此。当人们开始思考周围的现象时，他们最初的目的是解释一切，洞察事物的本质与核心，并建立一个从哲学基础和形而上学信仰延伸到关于实践行动的具体学说的真理的工具论（organon of truth）³。这样一个真理的工具论被称为“体系（System）”。它既是哲学又是科学，并声称能赋予其信徒绝对的真理之光，而逻辑上，所有可能存在的其他体系必将显得如绝对的黑暗。但是，在几个世纪的流逝中，当连续的几代人辛勤地将思想堆砌在思想之上，回过头来批判性地审视那些宏伟的体系时，他们迟早会发现那些大厦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同质。他们发现了两件事：首先，真理分为两种。其中一种由信仰、愿景、启示组成，它们可能被信徒狂热地坚持并对他们来说不言自明，但却无法通过逻辑程序来证明；而另一种真理则由关于我们所观察事物的经验关系的陈述组成。其次，人类心智发现，在讨论“事物是怎么样的（how things are）”和“事物应该怎么样（how things ought be）”时，面临的是不同的问题。⁴如果你对你的现象了解得足够多，你可以证明并验证某些关于它们之间关系的陈述。但是，再多的关于经验数据的知识，本身也无法使你证明或验证任何关于理想（Ideals）、目的本身（Ends-in-themselves）等事物；除非在某种意义上，社会学可能帮助你理解为什么某些理想在特定时间和地点会被特定人群视为神圣。

一旦做出了这两个发现，科学就应运而生了。而起初包罗万象的哲学，则变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思想帝国”；它在本质上不同于科学，但仍与关于“事物应该怎么样”的教义、关于理想和目的的教义紧密相连。科学本身在与哲学分道扬镳后，沿着自己的路线发展：它的范围大大缩小，它的光彩黯淡了；从今往后，它只剩下一个用于描述、测量和联系事实的方法库，这些事实由经验提供且经得起经验的验证。它在探索经验世界方面变得无比高效。但它失去了所有那些关于事物最深层本质的迷人含义，而对这些本质的推测恰恰是人类心灵所珍视的。由于没有这种包袱，它一方面独立于哲学，另一方面又能与每一种哲学相兼容。抓住这一点很重要。尽管哲学家们经常未能认识到这一点，但科学家们从中得出错误结论的情况也同样常见。在为科学的自主性进行了艰苦斗争后，他们常常认为自己取得的不仅仅是自主权，而是彻底消灭了思辨哲学。没有什么比这更荒谬的了。科学不能由哲学家来指导，诸如万有引力定律这样的东西，完全独立于教授它的物理学家的哲学观点。但同样，哲学思想也不能由经验科学来指导，或者通过经验科学的方法来证明其是对是错。两者位于一条没有桥梁跨越的河流的两岸。任何一方都不应在其工作中，被那些对另一方有用或正确、但在逻辑本质上不适用于自己的观点所束缚。

在我自己的国家，我的教导常被认为带有切断经济学与一般哲学或社会哲学之间联系的倾向。我接受这种看法。我确实相信这种倾向旨在为一段不幸福的婚姻带来有益的分手。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引申意味，即认为我倾向于“经济学的去哲学化（Entphilosophierung der Ökonomie）”是出于对哲学的某种敌意。对此我绝不接受，并且我迫切希望日本的同行们不要对这种倾向的真实含义犯同样的错误。我希望看到哲学得到培育和发展。如果一个时代对哲学问题不感兴趣，我会认为这是一个不文明的时代。我所希望的，只是我们应停止混淆那些在人类知识所有其他领域中都被区分开来的事物。考虑到最近的一些趋势（特别是在德国），我必须极为遗憾地补充一句：我不希望科学上的无能躲在哲学词藻的背后作掩护。

二、

回到我的论点：正是当这些发现被提出时，“体系”便像地震中可能倒塌的神庙一样碎成了瓦砾。一个体系的创立者声称要作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同时教授哲学、科学和行动（或理想）。尽管我们可能会感到遗憾，但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这种主张已经不再站得住脚了。在我看来，面对这一事实，比试图复兴人类心智逝去的状态要更体面、更具有男子气概；正如面对当前社会和经济条件的现实⁵（尽管我们可能不喜欢它们），比哭着喊着要回到诸如封建时代那样的条件，要更体面、更有骨气一样。

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的教导就是一个“体系”。它试图用相同的逻辑过程来教授形而上学、科学和行动。在整个中世纪一直到18世纪末，盛行的都是这种相同的心智态度。即使是现代科学的奠基人和早期大师，在为现代思想大厦奠定基础的同时，仍坚持旧的体系。例如笛卡尔，他首要关心的是宇宙的本质和形而上学，并可能将他在物理学和数学上的实验与发现视为某种单一知识构成的包罗万象的整体（即一种哲学）的一部分并服从于它。莱布尼茨或牛顿也是如此，甚至更晚的世代也表现出这种倾向。但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没有让他们的科学工作受到它的影响。而在哲学家这一边，他们也很大程度上停止了对物理科学问题的武断教条，并且大概也不想再重复像黑格尔那样去“证明”不可能有超过七颗行星之类的事情。

但经济学却并非如此。在这里，许多杰出人物的头脑中仍然盛行着哲学与科学之间存在某种密切联系的信念。而且，我们对问题的讨论仍然受害于这样一个事实：一些经济学家试图用哲学论证来辩护他们无法用科学证据来辩护的东西。唯恐有人反驳说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经济学研究人类行为，而人类行为必然呈现哲学层面，我想提出：我上面试图划定的哲学与科学之间的界限，完全独立于我们所研究的主题。这种区分建立在逻辑基础上，无论一门科学的事实本质是什么，这种区分都是有效的。毫无疑问，“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异。但这并不是其中之一。我们处理的是经济经验事实，比如大米产量多时价格会变便宜；这其中并没有比表达钟摆运动方式的方程式蕴含更多的哲学意味。我们试图通过专门为此构建的概念和定理体系（apparatus）来联系和解释我们的经济事实，尽管它与物理科学的体系大不相同，但在“去哲学化”这一点上是完全一样的。

这套概念和定理的体系就是我们所说的“理论经济学”。它常常被误认为是一套教义；而正如马歇尔早在1885年所指出的那样，它其实是一部分析的引擎，或者是一套用来把握我们事实的工具。它常常——有时现在依然——被误认为是“思辨的”，而实际上它建立在对常见经济事实的观察之上，这些事实如此普遍，以至于不需要任何有意识的收集努力。最后，它经常被误以为暗示着唯物主义的、自然主义的、机械主义的类比或偏见，因为它的概念本质上是定量的，因为它的定理具有某些物理学定理那样的精确性。而这最后一种误解，我认为是最无可辩驳的错误。然而尽管无可辩驳，它对于那些偏爱模糊思想胜过清晰思想、对于那些觉得无法在科学真理崎岖的山脉中生存的人来说，依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三、

由此可见，“体系”已成为过去时，任何在我们这个时代建立体系的尝试，都必须被视为旨在复兴过去时代思维方式的尝试。“体系”这个词将对我们失去它曾有的意义，就像它对其他科学失去意义一样，它将获得另一种意义，比如在“系统的论述”、“方程系统”等语境中的意义。但与此同时，这意味着已经没有空间容纳不同的“学派”了。当然，“学派”这个词还有一层含义，它伴随着科学生活本身而存在——信徒群体聚集在某位导师或某个机构周围。由于对相似的问题感兴趣，由于被传授相似的处理问题的方法，由于交流和同化彼此的观点与结果，他们获得了一种心智上的“家族相似性”。而且，请允许我补充一点，他们都在各自群体的命运中拥有利益攸关的份额，每个成员的个人成功都与群体的成功捆绑在一起。科学史是一门迷人的学问，它向我们揭示了人类心智的运作方式。它还有一个发展缓慢的相邻研究领域，或许更加迷人。它可以被称为“科学社会学”，其内容是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例如，科学职业是如何发展的，其成员来自哪些社会群体，他们的社会出身和地位如何影响他们的工作等等。在这项研究中，我们称之为“科学学派”的群体现象具有首要重要性。这些学派如何兴起与衰落，它们为何以及如何相互争斗，它们的成败如何决定科学努力的走向——所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刚好拥有现在这样的科学，以及为什么其他本身同样有希望的思想路线却没有被遵循。在这个意义上的学派可能将永远存在，因为它们与“领导力”这一基本的社会学现象密切相关。

但我现在指的是另一种现象。刚才提到的那些学派总是站在共同的基础上。它们在具体的研究结果、赋予不同发展路线的价值、以及更多地使用某个概念或定理而非另一个的方式上有所不同。然而它们的科学语言是相同的。仅举经济学中的几个例子；今天存在着人人人知道的这种意义上的学派：马歇尔学派，洛桑学派（当然包括大多数意大利经济学家），维也纳学派，美国的克拉克、塔乌西格、米切尔、摩尔学派，瑞典聚集在卡塞尔或威克塞尔周围的群体，荷兰的皮尔森学派，德国的施穆勒、布伦塔诺、克纳普等人的学派。我们稍后将谈谈它们之间的关系。但我们现在指的是另一种不同类型的学派，即那些不站在科学思维的共同基础上，而是明确拒绝踏入这一共同基础，并声称在根本问题上（例如科学的意义，甚至一般知识的意义）与现有所有其他群体有着根本分歧的学派。作为一条规律，这只有通过退回到诸如哲学或政治立场等科学以外的立场上才有可能实现。这就是为什么我将这种意义上的“学派”讨论与类似意义上的“体系”讨论联系在一起的原因。斯潘教授（Professor Spann）的“普遍主义”学派⁶可以作为一个例子。战后，国家受损的自尊在战败和屈辱的和平中痛苦挣扎，非常自然地导致了少数德国人（无论是在德国本土还是在奥地利）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爆发。这种情绪与一股半宗教色彩的保守主义思潮结成了同盟，这股思潮的兴起正如一百年前拿破仑世界大战之后一样。这与科学毫无关系。但它会把年轻人聚集在一位拥护这两项事业的导师的旗帜下。事实也正是如此。普遍主义本身既不新颖也不富有成效。它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一场经院哲学争论，正如法兰克福的普里布拉姆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他才是真正复兴它的人，但他却与民族主义或宗教保守主义相去甚远。它几乎只体现了陈词滥调；迄今为止，它没有对科学知识做出任何一项新的贡献。但由于它反对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或看起来如此），只要这些社会情绪状态还在持续，它就会受到欢呼。人们有时把“经济学中不存在学派”这句话归功于我。我的意思是，在严谨的经济学家中，目前在基本立场上已经没有分歧了。我并不否认我们最初定义的意义上的学派的存在。我也不否认以普遍主义为代表的那种意义上的学派的存在。只不过，在第一种情况下，我认为这些差异远没有狂热的信徒们所渲染的那么重要；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我否认这种现象属于科学的范畴。

四、

但是，难道不存在与所有其他经济学家有着根本分歧的科学学派吗？冯·戈特尔教授（Professor von Gottl）及其追随者可作为一例。他当然不迎合当时任何的情绪，但他却在各个方面将自己与几乎所有存在过的经济学家区分开来。是的，但他这样做的重要性将取决于，他迄今为止发展出的一般观点能否成功地产生解决具体问题的具体方案。这是标准：科学不过是一台发现某种真理的引擎。任何一般的观点或立场，如果无助于我们做到这一点，那么无论它在其他方面多么有趣或美丽，作为对科学的贡献都是毫无价值的。以冯·戈特尔教授的“普遍联系（Allzusammenhang）”⁷为例来说明我的意思。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种观点认为，在经济乃至一般的社会生活中，万事万物都是如此紧密地相互联系，以至于如果我们孤立任何一组现象，就意味着扼杀了事物的灵魂。非常正确。每个人都承认这一点。这对于我们周围的物理世界来说也是一样的真理。这就是为什么科学真理从来都不是全部真理。这也是我们拥有并需要哲学、宗教和艺术的原因。当然，艺术家画的公鸡与动物学家对同一只公鸡的分析截然不同，且在某种程度上更胜一筹。但动物学家对艺术家的愿景无能为力。科学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为了某些目的分解现象是有用的。正是得益于这种手段，我们才取得了科学成就；因为科学分解了现实的丰富性且每次只处理干瘪的碎片，就用蔑视的眼光看不起它，这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如果我们试图让“普遍联系”发挥作用，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其中富有成果的东西，很久以前就已经由里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的一般均衡变量体系表达出来了。

我想敦促日本的经济学家们坚定地站在经验科学的立场上，不要被反科学的态度（无论它们多么辉煌）引入歧途，偏离唯一能通向科学成就的道路。一旦我们下定决心，用且仅用科学的标准来评判我们这个时代的成就，我们就能更容易地区分优秀的研究与糟糕的研究。如今，我们许多人把经济学家的作品当作哲学家的作品来看待。我们对“立场”抱有极大的尊重，并非常乐意赋予任何作者持有任何观点的权利。对待哲学家，这是一种正确的情感方式。因为在每一种哲学中，必然存在无法证明的观点；在这个意义上，每一种哲学都是作者传递的个人信息，其自身带有自己的标准。它可能吸引我们，也可能不吸引我们，但我们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对”或“错”。但科学主张可以在特定的意义上被证明是对或错。我们夹杂着哲学的思维定势有时会让我们忘记这一点。举个例子，英国和其他地方的许多人钦佩霍布森先生（Mr. Hobson）⁸的著作。但是，就他反对马歇尔经济学而言，他对边际分析的整个批评都建立在对其性质和意义的误解之上。我们不能说他有权否认其有效性，也不能说这仅仅是提供了另一种与任何其他立场同样好、同样值得尊重的“立场”。因为我们可以证明他的错误，即他未能领会关于无穷小增量定理的含义；而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一点，事情就结束了，登记一个“新学派”的存在并对其进行哲学思考也就毫无用处了。

我可以无休止地举出类似的例子。我再补充一个。奥本海默教授（Prof. Oppenheimer）是一位杰出的人物，他以巨大的个人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复兴了德国对经济理论的兴趣。他试图将整个“体系”建立在“土地垄断”之上，他将其视为我们社会组织的一个基本事实，借此几乎解释了社会组织的所有基本特征。然而，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土地垄断（Bodenmonopol）⁹。这已经被证明了许多次，一旦认识到这一点，该体系自然就崩溃了，再谈论一个以坚持存在这种垄断而与其他学派有根本分歧的经济思想流派，也就毫无意义了。正是我们这种将真理与错误置于平等地位加以协调的习惯，导致了公众头脑中的这样一种印象：即存在着无数的经济“体系”和“学派”，它们在根本上各不相同，却都有同等的要求被关注的权利，因此经济学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于是人们谈论“经济学的危机”，并非常自然地怀疑，如果我们要获得一门真正有价值的经济生活科学，就必须抛弃目前所有的学说。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这种严重损害了我们科学权威的印象，完全是我们咎由自取。

五、

当然；根据经济学家对政治和社会理想的不同看法来划分学派是极其错误的。这种滥用十分频繁。许多经济思想史学家将经济学家分为自由主义者、改良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等等。任何对知识本身感兴趣并具备科学思维态度的人都应该清楚，这种划分原则是完全不科学的。亚当·斯密也许有资格在自由贸易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他的科学地位与此的联系，绝不比与他个人对艺术的品味联系更紧密：如果他生活在一个保护主义时代，并在关于实际政治问题的章节中阐述支持保护主义的论点，他的科学贡献也同样重要。马克思作为一位科学家，与李嘉图的亲缘关系要比与任何社会主义作家的关系都密切得多。里昂·瓦尔拉斯在个人立场上是一名社会主义者。我可以继续举例说明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人的理论观点与他的社会理想或政治偏好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我们根据这些来划分经济学作家，我们肯定会把在科学上毫无关系的人组合成群体，而把在科学领域关系密切的人分开。

但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我们再次记起，在逻辑上，我们的知识与我们的愿望、喜好或理想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就会得到答案。我们想要什么是一回事，我们知道什么是另一回事。我可能希望永生，但我知道我终将死去，这种知识与这种愿望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一个人可以是社会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一个人可以是马克思主义者却不是社会主义者，这听起来像个悖论。然而这是真的：为了让我们相信这一点，只需指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个显著特征即可：马克思教导了历史的经济学或唯物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相信这一点，并且也必须相信其中包含预测经济进程必然带来社会主义的那一部分。但如果一个人相信这一点，他却未必喜欢它。我们可能打心底里厌恶社会主义，却同时相信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再举个例子，马克思阐述了利息剥削论¹⁰。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接受它，否则他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不必因此就不赞成利息的存在。他很可能认为利息对文化至关重要。前几天，我在访问京都（Kyoto）时，对古代幕府将军宫殿的艺术奇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明显，为这座宫殿及其所有装饰它的华丽艺术品买单的资金，是通过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得不称之为“剥削”的方式筹集的。如果真是这样，我个人只能说，我由衷地赞成这种创造这如梦般的美丽所必需的一定程度的剥削。

因此，在逻辑上，对于所有党派的人，对于所有理想的信徒，科学的立场基础应该是相同的。当然，他们将从相同的科学结果中得出不同的实践结论。这没关系。但不存在只对社会主义者为真的真理，不存在只对反社会主义者为错的错误，也不存在属于一个党派而对任何其他党派不科学的科学方法。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最充满希望的迹象之一，就是这一点正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确实，仍然有这样一些人，在任何讨论中都会逃遁到哲学或其他“根本”立场中去，而科学论证无法在那里追随他们。同样真实的是，在德国和俄罗斯存在着一个正统马克思主义派别，他们仍然游离于科学的共同基础之外，它是真正意义上名副其实的学派，类似于中世纪的神学家学派。这个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t）学派¹¹拥有非常杰出的信徒；特别是在其维也纳分支，如奥托·鲍威尔（O. Bauer）、鲁道夫·希法亭（R. Hilferding）、马克斯·阿德勒（M. Adler）。罗莎·卢森堡（R. Luxemburg）和弗里茨·施特恩贝格（F. Sternberg）也是其他著名的代表人物。但令人感到可悲的是，看着他们如何将宝贵的力量挥霍在支撑那些早已自然过时、连马克思本人如今都不会去辩护的立场上；他们如何对“神圣信条”之外的任何研究视而不见；当他们周围的世界每天都呈现出新面貌和新问题时，他们如何通过一遍又一遍地翻炒旧教条和陈词滥调而使其天赋变得贫瘠。但这已不再是受过经济学训练的现代社会主义者的方式了。他的论点与任何其他人的论点是在同一个理论工坊里锻造出来的。举个例子，近年来我们在德国就工资水平和失业救济金的后果发生了一场争论。一方的领军人物是卡塞尔教授（Professor Cassel）¹²，另一方的领军人物是雷德勒教授（Professor Lederer）¹³。当然，他们的结论不同。但他们的论据使用的是相同的科学材料。正是这一点很重要。现代社会主义者当然会向马克思的伟大阴影致敬。他这样做是正确而得体的。但他不会再让他的事业注定被过时的武器所捍卫。他会向马克思学习，但他不会抄袭他，也不会把自己局限于解释他。雷德勒教授可以作为一个例子。他最大的功绩之一恰恰在于，他正温和地引导德国社会主义者远离对马克思的半宗教狂热膜拜的荒漠，走向更有希望的领域，而没有伤害他们的感情，也没有对传统造成任何冲击（因为对于一个社会党派来说，突然打破传统当然是很困难的）。

六、

因此，我认为根据经济学的政治目标来区分“学派”是极不合理的。但是，根据“方法”来进行区分当然就显得不那么荒谬了。在历史学派与理论学派（施穆勒与门格尔）之间著名的关于方法的争论（即“方法论之争”，Methodenstreit）时期¹⁴，这种区分在我们的科学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而且在当时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尽管理论家们从一开始就认为历史在社会科学中有一席之地，他们想打击的只是极端行为，但历史学家们要么明确地要么含蓄地声称历史研究是唯一可容许的方法，这一立场部分是建立在实证主义原则上，部分是建立在狄尔泰（Dilthey）¹⁵的原则上。因此，在一段时间内，一个“历史学派”应运而生，并明确地与他们视为古典经济学复兴的力量开战。

但相对很快地，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原本看似互不相容的替代选项，平息为合作。“方法论之争”在方法问题上产生了大量的文献。尽管有许多有价值的贡献，但我很遗憾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被消耗——且仍在被消耗——在这个课题上。在德国，出现在科学杂志上的所有文章中，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在性质上是“方法论的”。当然，我们必须讨论方法。但指的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方法。富有成果和必要的讨论，是例如关于皮尔逊（Pearsonian）相关性测量方法¹⁶的讨论，或是关于消除趋势的方法、测量收入不平等的方法等等。

但这并不是我们的“方法论者”在做的事。他们“讨论”的问题是，经济学是否是一门历史科学，归纳法或演绎法的相对优点是什么，简而言之，都是对我们眼前的实际工作几乎毫无价值的泛泛而谈，这些问题完全可以放心交给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去处理；而我们却一直在入侵他们的领域，没有把精力放在我们自己的问题上。然而，我们必须理解为什么我们会陷入这种偏差。历史学派的功绩在于，它部分地完成、部分地激发了大量细致的历史工作，这些工作为我们照亮了事物，我们不希望失去它们，相反，我们必须继续培育它们。但它如此彻底地误解了理论工作的意义，以至于停止了传授理论，甚至停止了去理解它。于是，理论传统断裂了；后来，当德国经济学家发现他们的错误并希望回到理论时，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他们以为那是一种哲学或方法论，于是他们开始进行哲学思考并讨论科学“方法”。直到最近，真正的理论工作才在严肃而有希望的轨道上重新启动。顺便说一句，这也解释了在缺乏严肃批评的时期，像普遍主义等所有那些“学派”是如何能够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的，而在英国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尽管我们可能对所有这一切所造成的时间和力量的损失感到遗憾，其结果却依然是值得尊敬的。历史研究在我们科学中的地位和局限，终于被定义得如此清晰，以至于关于它的所有争吵都停止了。从今以后，历史学家和理论家将能够和平合作；把他们当作对立面，将会像任何理智的人谈论实验物理学教授和他的理论物理学同事之间存在根本对立一样荒谬。物理学中没有实验主义“学派”。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物理学都是实验的。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所有物理学都是理论的，并且没有哪个理论物理“学派”会希望用理论来取代实验。当然，有些人在天性或后天习得方面更倾向于也更适合做理论工作，而另一些人则更适合做实验工作。

这场旧日争论的解决确实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但它尚未产生全部结果。仅仅让历史学家和理论家承认彼此研究的权利是不够的，他们应当像物理学中的理论家和实验家那样合作。理论家应当塑造他的理论，使其在历史事实的分析中派上用场；而经济史学家应当理解并利用理论的工具。我们离这一理想还很远，但我们正在开始实现它。再次说明，我认为我可以将其称为我们这个时代充满希望的迹象之一；据我从经验中所知，经济史学家越来越倾向于就他们要调查的问题以及在叙述中连接因果关系的方式咨询理论家；而在理论家中间，也越来越倾向于就事实和发展咨询历史学家。

虽然称那场争论已经解决；但我忽略了它在美国一种非常令人遗憾的死灰复燃。在那里，“制度学派（Institutionalists）”又把历史学派的旧错误端上了桌，但却没有像在德国那样与那些错误的积极工作结合起来。制度主义在表面上引起了巨大的骚动，但它并没有像历史学派那样产生任何新的成果。它仍在被讨论，在1930年克利夫兰举行的美国经济学会会议上关于它的最新讨论中。我被称为制度主义的“头号公敌”。我认罪，但我想非常清楚地说明我反对的到底是什么。如果制度主义安静地致力于其名称似乎隐含的纲领，也就是说，如果制度主义者产出了关于家庭、私有财产等社会制度的研究，我不仅不会反对，反而会欢迎。但他们根本没有做这类事情。相反，他们在不理解的情况下，批评了已经完成和正在进行的工作，并用雄心勃勃的空洞计划取代了积极的成就。该群体中任何成员所写的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由任何其他经济学家写出来，并不意味着在方法和视角上有任何根本性的改变。我指责最著名的制度主义者托尔斯坦·凡勃伦（Th. Veblen）理论打磨欠佳、科学装备不足，这使他把旧错误当成了新真理。¹⁷但整个这场运动正在消亡。而那位曾一度对其表现出某种偏爱的杰出经济学家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Wesley C. Mitchell）¹⁸；通过他最近的著作证明了他愿意引导走向和解。

当然，所有这一切也同样适用于理论家和统计学家之间的关系。随着经济统计学的巨大发展导致一些统计学家专门从事此项工作，这些统计学家立刻表现出一种倾向，即自诩为经济学家，并且正如我们领域中常见的那样，自命为一门新经济科学的奠基人，这门新科学宣称只有它才建立在确切事实的基础上，与之相比其他一切都是过时的思辨等等。于是他们着手绘制频率曲线，计算标准差和相关系数，拟合趋势线，并将其称之为科学成果。这种倾向到目前为止还远未被克服。但我相信它很快就会被克服，原因很简单：将形式统计学应用于缺乏该学科理论依据的主题上，会如此之快地导致明显荒谬的后果，以至于它的狂热追随者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失去对它的兴趣。合作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我想表达我的信念：这必将为我们的科学带来一个新纪元。理论必须进行重塑，以便更好地具备统计分析要求的装备；并且必须创造新的统计方法，使其结果带有经济学意义。通过H·L·摩尔（H. L. Moore）¹⁹及其追随者的工作，我们在这一道路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们只需要查阅现代经济学理论家（例如庇古教授）的著作，就可以看出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将统计学和经济学融为一体作为心中的目标。广阔的前景正在这里展现。经济学总是并且必然是一门定量的科学，它正处于成为一门实证数值化科学²⁰的边缘。如果我们不在这科学日出般清新的氛围中共同努力，而是把时间花在争论方法论或哲学问题上，那将是多么可悲啊！

七、

那么，如果历史学派已不复存在，如果统计学派没有立足之地，如果根据经济学家的政治目标、理想或他们恰好持有的哲学观点来建立学派是徒劳的；最后，如果所有那些不断为经济学新纪元做广告的学派几乎毫无科学意义——我的结论是，是时候结束所有关于“在原则上否定科学工作共同基础的教条体系”意义上的学派的空谈了。是时候承认这一共同基础，把哲学留给哲学家，并去为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广阔可能性而工作了。许多我们所珍视的华丽辞藻将不得不被放弃，因为科学不需要用来表达混乱思想的符号。但作为替代，我们将享受科学征服所带来的所有乐趣，以及严谨思想形式所带来的所有美感。

然而，现在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科学观点内部的分歧本身是否太大，以至于我们无法将经济学视为一个同质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人们从共同的起点出发朝着共同的目标工作）？换句话说：即使我们抛弃所有那些我们认为在经验科学领域不值得关注的“学派”，我们自己难道没有被迫承认，在我们的经验科学内部，也存在着有根本分歧的学派吗？难道没有不断听到“边际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之类的说法吗？在声称拥有被所有其他同类学派否认的真理这一意义上，它们难道不是“学派”吗？我承认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的，因为人类的虚荣心使我们倾向于强调分歧点，而不愿承认共识点。但我认为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在表面之下，经济学家之间存在的基本共识，与其他任何领域的科学家之间的共识一样多。

要证明这一点需要写一整本书。我们将自己局限于一点，从一般经济理论的基础中选取一个例子。边际效用理论今天的地位如何？它是一个“学派”的标志，还是几个因此与其他学派产生根本分歧的学派的标志？当然不是。杰文斯（Jevons）、门格尔（Menger）和瓦尔拉斯（Walras）的发现本质上是相同的。大多数人会承认这一点，并且他们也会承认，这三人之间如果有差异的话，那也仅仅在于技术和细节上的差异。而伟大的瑞典经济学家威克塞尔（Wicksell）的著作表明，完全有可能同时建立在所谓维也纳学派和洛桑学派的共同基础之上。只有那些门外汉在看到其中一派运用数学而另一派采用非数学的论述时，才会得出结论认为那些看起来如此不同的东西在本质上也必然不同。

但较少被普遍认识到的是，奥地利学派和洛桑学派的理论虽然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且它们与马歇尔（Marshall）的理论在根本上也是相同的。马歇尔本人不会承认这一点，正如他在杰文斯的著作出版时所写的那篇毫不宽宏大度的书评所显示的那样。他如此强调科学的连续性，以至于使他的学说看起来比实际上带有浓厚得多的李嘉图色彩。然而，如果你剥去它的语言外衣，将它置于无情的方程式光辉之下，你会发现其基本的结构理念就是边际效用和边际生产力，除此无他。你可以从马歇尔的伟大著作中剔除所有带有李嘉图味道的概念，而不会遗漏任何实质性内容。事实上，马歇尔的门徒和伟大的奥地利领袖的门徒们，在彼此讨论时已不再有跨越国界的感觉。在美国，瓦尔拉斯的信息首先由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接收并发展。而克拉克（Clark）的理论虽然不那么令人满意，但本质上是相同的，正如任何愿意费心阅读瓦尔拉斯关于边际生产力论述的人都能看到的那样。分歧远比我们想象的不重要得多，这一论断同样体现在那位伟大的导师——历史将把他列为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塔乌西格教授（Professor Taussig）的例子上。他似乎不是“边际主义者”。但他将工资定义为“劳动的贴现边际产品（discounted marginal product of labor）”。无论谁这样定义它们，他就是个“边际主义者”，无论我们怎么称呼他。还应注意的是，H·L·摩尔及其追随者的工作遵循的是瓦尔拉斯体系（Walrasian）的路线。现在还有一种趋势，就是那些几年前还不是理论的朋友的作者，开始将他们的研究结果与这位伟大法籍学者的基本原则联系起来：我可以举米切尔（Mitchell）教授和米尔斯（Mills）教授为例。

然而，将瓦尔拉斯与帕累托（Pareto）和卡塞尔（Cassel）进行鲜明对比已成为许多人的习惯。他们至少不是一个新“学派”的领导者吗？关于帕累托的问题，足以提醒我们的是，“均衡（equilibrium）”这个概念本身就如同边际效用概念一样，归功于瓦尔拉斯。而这个概念正是帕累托工作的基础。毫无疑问，帕累托对瓦尔拉斯的学说做了很多改进和一般化，就像每个有能力的弟子都会自然而然地改进传给他的科学真理宝库一样。但他犯了一个错误，即把仅仅是同一条路线上的进步伪装成了根本性的创新。于是公众被告知我们现在有幸迎来了一个新学派。事实并非如此；在卡塞尔的情况中更是错得离谱。卡塞尔同样也是瓦尔拉斯的门徒。他简化了瓦尔拉斯的理论，使其能被许多在阅读瓦尔拉斯原著时会迷失的人所理解。这是对我们科学进步的巨大贡献。但他试图用独创性的伪装来包装本属于瓦尔拉斯的东西。例如，他假装排除了边际效用，而实际上他只是给它换了一个名字。事实上，这个名字已经被瓦尔拉斯使用过了，瓦尔拉斯有时不用“边际效用（utilité marginale）”而说“稀缺度（rareté）²¹”。好吧，“rareté”正是卡塞尔“Knappheit”（稀缺性）概念的法文词。但如果我们撕下那些遮掩我们时代理论思想本质的不同技术和术语面纱，就会出现一种意想不到的和谐。

当然，在单个问题上确实存在大量分歧。非常重要的问题，比如利息问题，就位列其中。我们在处理问题的方式上也有所不同，有些人强调静态与动态之间的区别，而有些人则认为其作用要小得多。这类差异必须始终存在。它们正是科学的生命，没有它们进步就会消失。现在的思想观念必须去争取，我们的整个学说必须永远处于不断的革命和演化过程中。但这是另一回事，它与这样一种说法完全兼容：即在任何特定时间，所有合格工作者的起点和目标在实质上都是相同的。我重申：在当今严谨的经济学家中，不存在所谓的“学派”，除非是指对某些问题或方法的个人偏好。正如我们只有一门电学科学一样，我们也只有一门经济学科学。

以上关于一般理论基础的论述，同样也可以被证明适用于应用经济学的每一个分支，比如货币、银行、国际贸易、劳动经济学（德语中的“社会政策，Sozialpolitik”）、公共财政等等。与古典派作家相比，当今的一般理论家通常较少与所有这些分支保持联系，以至于任由大量的、与理论很少或没有联系的事实和论点发展起来。也许，用这些事实和问题来丰富理论，同时将理论原则运用到它们身上，是下一代人的首要任务。然而，只要这项任务已经着手进行，那种共同的基础和实质性的一致立刻就会显现出来。关于货币的文献刚刚被凯恩斯先生（Mr. Keynes）的重要著作丰富了²²。在阅读它时，人们会惊讶地发现，其中几乎没有任何内容是多数称职的理论家不能预期由衷赞同的。或者以哈佛大学伟大经济学家关于国际贸易的著作²³为例：这是一部标准著作，吸引了该领域所有称职工作者的注意力，并将作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一个共同起点。或者以庇古教授的《福利经济学》为例，它是劳动经济学或“社会政策”的典范著作。它是一个理论工具库，几乎没有人倾向于对其任何基本特征提出异议。因此，在各个领域，经济学家们正在走到一起，并试图团结他们的努力来构建未来的科学。让我们不要落在后面。让我们拿起我们拥有的工具去攻克实际问题，而不是坐下来冥思苦想我们术语的哲学或政治内涵——这方面的工作，我们最好还是留给那些跟不上步伐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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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tnotes

1. 原注：The Kokumin Keizai Zasshi –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Vol. 50 (1931) Nr. 5, S. 679-705 日文：『国民経済雑誌』、第50巻第5号（1931年）、679-705頁。译注：这篇演讲是熊彼特在神户商业大学（Commercial University of Kobe）发表的，也是其在日本访问期间发表的第五篇演讲。其前身为神户高等商业学校（1929年升格为大学），也是今日神户大学（University of Kobe）的前身。『国民経済雑誌』创刊于明治39年（1906年），是日本最古老的经济学和经营学（工商管理）综合性学术期刊之一，目前由神户大学经济经营学会负责编辑与出版发行。 ↩

2. 译注：1931年，昭和六年。 ↩

3. 译注：真理的工具论（organon of truth），“Organon”（希腊语 Ὄργανον）在哲学史上是一个具有极高地位的专有名词，最早指代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集，后有弗兰西斯·培根的《新工具》（Novum Organum）。所以这里译者选择不将其直译为“真理工具库”而是翻译为“真理的工具论”，希望这样更能符合熊彼特对更宏观层面的哲学体系的探讨。 ↩

4. 译注：熊彼特在此处对“实证（Positive）”与“规范（Normative）”的严厉划分，直接开启了现代经济学教材的叙事范式。熊彼特的学生萨缪尔森在其风靡全球的教材《经济学》中，正式确立了“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二分法——前者处理事实与客观运行机制，后者涉及伦理偏好与价值判断。 ↩

5. 译注：指大萧条 ↩

6. 译注：特指奥地利社会学家与经济学家奥特马尔·斯潘（Othmar Spann, 1878–1950）在《真正的国家》（The True State, 1921）等著作中建立的社会哲学体系。斯潘主张“整体先于且高于部分”，强烈反对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的个人主义方法论。该理论在战后德奥右翼阵营中颇具影响，但熊彼特在此将其严格排除在科学经济学之外。 ↩

7. 译注：弗里德里希·冯·戈特尔-奥特利林费尔德（Friedrich von Gottl-Ottlilienfeld）是德国经济学家。“普遍联系”是其提出的带有黑格尔主义色彩的哲学概念，强调社会经济现象各要素之间不可分割的整体性。 ↩

8. 译注：约翰·阿金森·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1858-1940）是英国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以其帝国主义理论和消费不足理论闻名。 ↩

9. 译注：此指德国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弗朗茨·奥本海默（Franz Oppenheimer）在其代表作《国家论》（Der Staat, 1908）中提出的核心观点。他认为国家与资本主义阶级剥削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少数人对土地的垄断（Bodenmonopol）。 ↩

10. 译注：“利息剥削论”（Exploitation theory of interest）这一术语由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在《资本与利息》中系统化。该学说（以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为代表）认为利息并非源于资本生产力，而是对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扣除。国内学术界及商务印书馆《经济学说史》相关译著多沿用此译法。 ↩

11. 译注：此处特指20世纪初活跃于维也纳社会民主党内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Austro-Marxism）学派，核心人物包括奥托·鲍威尔、鲁道夫·希法亭和马克斯·阿德勒。他们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金融资本理论以及新康德主义哲学相结合。 ↩

12. 译注：卡尔·古斯塔夫·卡塞尔（Karl Gustav Cassel），瑞典经济学家，因提出购买力平价理论而闻名。又因凯恩斯在其1923年发表的《货币改革论》当中提及其观点而受到关注。 ↩

13. 译注：埃米尔·雷德勒（Emil Lederer, 1882-1939），魏玛共和国时期著名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他曾于1922至1933年间担任欧洲社会科学界极具影响力的《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档案》（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马克斯·韦伯曾任编辑）杂志主编。 ↩

14. 译注：指19世纪80年代爆发于德奥经济学界的一场著名的、旷日持久的学术论战。以卡尔·门格尔为首的奥地利学派主张经济学应基于理性的抽象演绎理论；而以古斯塔夫·施穆勒为首的德国历史学派则坚称，经济学必须依赖特定历史与制度环境下的经验归纳。 ↩

15. 译注：威廉·狄尔泰，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 ↩

16. 译注：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是现代数理统计学的奠基人。对现代读者而言，“皮尔逊相关系数”是基础的统计常识；但在 1931 年，将这种纯数学与统计测量工具系统性地应用于经济周期的实证分析，代表着一场重大的方法论革命。就在本演讲发表的前一年（1930年），熊彼特与费雪（Irving Fisher）等人刚刚共同创立了“计量经济学会（Econometric Society）” ↩

17. 译注：凡勃伦是美国早期制度学派的宗师，其于1914年出版了重要代表作《工匠本能与工业技术的发展》（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 and the State of the Industrial Arts）。熊彼特在演讲中故意使用“理论打磨欠佳”（原文为 bad workmanship）一词，是对凡勃伦该著作的标题与核心概念进行了极具针对性的学术调侃与讽刺。 ↩

18. 译注：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美国经济学家，他因对商业周期实证研究而闻名，并对NBER的第一个十年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

19. 译注：H·L·摩尔，美国经济学家，与费雪（Fisher）同时代，关于他对计量经济学的贡献，可参考：Stigler, G. J. (1962). Henry L. Moore and Statistical Economics. Econometrica, 30(1), 1-21. https://www.jstor.org/stable/1911284 ↩

20. 译注：原文“Economics, always and of necessity a quantitative science, is on the verge of becoming a numerical science.” 熊彼特此时已经预见到计量经济学的爆发（该演讲发表时正是计量经济学会成立初期）。这里译者选择使用“实证数值化科学“来试图表达熊彼特原本想表达的经济学正在发生的范式转移。 ↩

21. 译注：此处之所以不选择翻译成“稀缺性“而是”稀缺度“，是因为瓦尔拉斯的 “rareté” 在经济学史上有特殊含义，指“被满足的最后欲望的强度”。 ↩

22. 译注：指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于1930年10月出版的两卷本巨著《货币论》（A Treatise on Money）。在1931年2月本演讲发表时，该书问世仅数月，是当时货币理论领域最前沿的文献。 ↩

23. 译注：此处特指哈佛大学经济学泰斗弗兰克·威廉·陶西格（Frank W. Taussig, 1859–1940）及其1927年出版的巨著《国际贸易》（International Trade）。陶西格被誉为美国经济学界的“院长”，他在这部著作中对古典贸易理论（如比较优势论）进行了最系统、最现代的综合与实证检验。熊彼特在此提及他，是为了说明即便是在具体的应用领域，经济学也正在形成统一的、科学的“标准范式”，从而取代过去零散的、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论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