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访日期间演讲（3/6）：国际商业政策现状

《国际商业政策现状》¹

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

一、

当各国政府高谈阔论商业合作、关税同盟和关税休战时，他们却在践行保护主义。当国际委员会讨论消除壁垒时，这些壁垒却日益高筑。当各国声称按照最惠国条款（most-favored-nation clause）行事时，他们却竭尽全力通过诸如过度细化关税表等手段来规避它，这种手段允许在表面上区分商品质量的同时，实际上对不同国家区别对待。同一个喜欢在某个商会晚宴上发表国际善意演讲的政客，同时也会竭尽全力地从他的政府那里为某个特定产业争取额外的保护。这种情况看似自相矛盾，几乎显得有些虚伪。这似乎与政客们在限制军备及其他相关问题上的态度非常相似：总是高谈和平，同时又在准备战争。

事实上，目前的局势确实存在诸多不真诚之处。然而，如果不承认这种看似虚伪的表现往往只不过是在前所未有的困难局势下的困惑，那将是不公平的。如果像某些经济学家倾向于做的那样，将当前的局势定义为经济理性与政治偏见之间的斗争，同样也是不公平的。因为，尽管几乎所有国家的商业政策中都存在着大量的政治偏见，尤其是民族主义偏见，但客观的经济条件本身也不允许在自由贸易或任何其他方向上采取一刀切的明确行动。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认识到两件事：首先，商业政策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理性问题，也不可能仅仅如此。其次，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都不是永恒的真理，它们不能仅仅通过一般的经济论据来确立并在所有时代、地点和条件下都保持有效。

政客们通常都是非常糟糕的经济学家，对科学的教诲一无所知。但即使每个政客都是最称职的经济学家，他仍然会面临这样一个事实：在商业以及其他事务中，国家的意志并不仅仅受经济利益考量的影响。国家以其独立和伟大为荣。因此，尽可能多地在国内生产消费品，特别是那些如船只、战争物资、机器等（无论对错）被认为具有特殊国家重要性的物品，可能会让他们感到满足。他们准备好为满足这种自尊心，即为了他们的“自给自足（autarky）”²付出代价；既然如此，经济学家再怎么指出这种导向独立的政策在经济上可能是有害的，也是徒劳无功的。此外，还有其他非经济因素的考量。例如，许多人认为庞大而健康的农业人口是一项国家资产。也许农民的生产方法是落后的，而且从经济上讲，它的消失将是有利的。但是，如果农民阶级的命运与这种生产方法捆绑在一起（尽管并非总是如此），并且如果你想保留你的农业人口，你就不得不公然违背商业政策中的一些经济法则行事。除此之外，还有直接从保护主义中获益的群体的压力。如果我们从社会各阶级经济利益的角度来看待保护性政策的合理性，无论我们作何想法，有一点是确定的：单一产业本身必然会从其生产商品的保护性关税中获利。这其实并不像看起来那么显而易见。因为一方面，保护主义对受保护产业的工人和资本家的好处是存疑的，因为保护主义很可能会降低实际工资和资本家的实际收入，但制造商或企业家本人无疑是获利的。即使对他来说，也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劣势。但他只看到了自己明显的优势，却忽视了不那么明显的劣势，因此他极力敦促政客实行保护主义，而政客通常是无力抵御这种压力的，即使他想抵御。

最后，还有另一个考量。关税会导致不同阶级收入的购买力发生转移：没有一项关税会平等地落在每个人头上，每一项关税对某些人的打击总会比对其他人更重。与此同时，关税的这一后果几乎从未被公众清晰地认识到。因此，关税可能成为一种手段，在不遭遇像为达到同样目的的其他措施（如税收）那样大阻力的情况下，实现购买力的转移，从而对某些阶级有利或不利。这可能是政客们宣称支持保护主义的一个重要动机。以英国为例。目前英国的工资可能过高，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导致了失业。与此同时，工人和他们的工会抵制任何削减工资的举措。如果引入保护性关税，那么降低工资的目的就能达到，因为对大众消费品征收进口关税无疑会降低实际工资。而这可以在不引发直接降低工资过程中伴随的危险斗争的情况下实现；甚至工人们自己也会对保护性政策给予一些支持，因为部分工人会相信这是解决失业的良方。

此外，有时政客们在支持保护主义方面并没有非常坚定的意见，但却迫于政治策略的考量而不得不采取它。1930年的美国关税法案³或许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几乎没有哪位称职的经济学家支持它，也很难看出美国能从中获得什么好处。但保护主义是共和党纲领中的一个老观点。该党总是以“繁荣之党”自居，并声称他们的保护性政策是确保繁荣的正确途径。在美国人的心目中，高关税模糊且非理性地与繁荣联系在一起。因此，共和党很难放弃保护主义。既然他们支持了这么久，并花了这么长时间告诉选民保护主义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如果他们放弃保护主义，该党就会觉得它正在放弃其政策的核心和政治灵魂。他们已经在其纲领的另一个主要项目——禁酒令——上陷入了麻烦。他们可能不得不放弃它。如果他们连保护主义也放弃了，他们很可能会焦虑地问自己：他们还剩下什么。

译注：该词源于希腊语 autarkeia，指一个国家致力于通过消除对外部贸易的依赖，实现经济上的绝对独立。是一个经典的政治经济学词汇。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背景下，“自给自足”成为全球极其流行的一种政治与经济主张。特别是在当时的德国（Autarkie）、意大利（Autarchia）等国家，它被视为满足民族自尊心、摆脱国际经济波动影响乃至为战争做准备的核心国策。

如果我们想理解实际发生的事情，就必须将所有这些因素考虑在内。但即便是认为经济论据本身只指向一个方向的说法，也是不正确的。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几乎所有称职的经济学家都认为自由贸易是唯一正确的事情，而保护主义无非是错误，或者是小撮生产者的自私自利。现在，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看清楚，这种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由于对经济生活的事实和规律的无知，许多保护主义的论点实际上不过是原始的经济学错误。事实上，为了初学者的基础课程讨论，我们很容易就能从常见的保护主义论点中，列出一长串经济推理的谬误。在这方面，自由贸易的论点确实优越得多，而且在这个意义上，它们确实如其所声称的那样，是对经济科学的持久贡献。而恰恰是一些最错误的保护主义口号存活了下来，并在战争期间及战后获得了新的权威，当时有如此多旧有的错误被当作新的真理端了上来。我只需引用几个广泛流传的信念：即每一次出口都意味着国家的收益，每一次进口都意味着损失；或者一国国内能够生产的商品，在国内生产总是比进口更有利，我们应该为每一个由保护性关税创造的民族产业感到欢欣鼓舞；或者关税能解决失业问题；或者能捍卫国家货币；或者它们是维持高工资标准所必需的；或者它们的功能是均衡国内外生产成本，使国内产业能够在所谓的“公平”条件下与外国产品竞争。

所有这些都是错误的。以最后一点为例，这个在美国如此受欢迎的论点直接违背了国际贸易的本质意义。如果不因为通过进口，一个国家可以用比在国内生产更少的努力（即更低的成本）获得商品，那么从国外进口商品还能有什么其他理由，国际贸易又为何会有利可图呢？因此，均衡国内外的成本，如果贯彻其逻辑后果，将会终止进出口，等同于禁止国际贸易。如果我们想要这样的结果，那么直接说出来并完全禁止进口，在逻辑上要顺畅得多、简单得多，而不是在公众心中制造一种模糊的印象，即均衡国内外生产成本仅仅是为了消除国际贸易中的一些“不公平”，而不是真的意在阻止进口。

然而，尽管保护主义的论点常常可以被证明不过是错误，但这并不意味着保护主义本身永远是错误的。事实上，很少有现代经济学家会像古典经济学家那样绝对地坚持自由贸易论点。他们更倾向于认为，每个具体情况都必须个别处理，不可能基于一般性理由，并在所有时代和地点推荐自由贸易。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引入一个对于理清许多经济问题思路至关重要的区分：在经济分析中，我们总是要处理一个给定的情境。我们既可以接受它的现状，并研究其任何单一要素发生微小变化（所有其余条件保持不变）的后果；也可以研究该情境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可能性和后果。这种区分不同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⁴提出的预期在短期和长期内发生的事情的区分。因为短期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任何或大或小的变化产生其全部和最终的影响；而能够提供足够时间的长期，则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在任何较长时间段内必然发生的其他变化，从而掩盖了我们真正想要观察的东西。因此，仅仅在以下两者之间划清界限似乎更好：从预期将持续存在的给定条件立场看待的经济现象，以及通过彻底改变这些给定条件或数据可能产生的现象。为了简便起见，让我们称第一类为“静态的”，第二类为“动态的”，并让我们分别审视保护主义的“静态”后果和“动态”后果。

现在，埃奇沃思（Edgeworth）⁵在其关于国际价值的著名论文中，以及后来的许多作者已经证明，“静态”论点并非完全支持自由贸易。事实上，自由贸易者本身也并不总是走得那么远。他们真正坚持的是，自由贸易能为所有国家带来总体上的最大利益。而且很容易就能证明，单就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而言，其利益可能会通过保护性关税和其他对国际贸易渠道的干预而增加。例如，如果一个国家对某种外国商品的需求非常有弹性，而该商品的供应缺乏弹性，那么进口关税可能会使该国受益，正如参考马歇尔为人们所熟知的著名曲线可以容易看出的那样。⁶甚至有可能保护主义对两国都有利，尽管这种情况将是罕见的。我们无法深入探讨这个主题，但我们可以声明：虽然静态论点并不完全支持自由贸易，但它在实质上是支持的；在假设基本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能够从保护主义中获得持久利益的案例不过是例外而已。

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则有所不同。每个人都知道保护幼稚产业（德文 Erziehungszoll）的论点。它经常被利益相关方滥用，他们要求保护，实际上是想让保护永久化。这包含着一种危险，即建立起来的产业可能永远无法在没有人工支持的情况下自立，它们虽然看起来像国家资产，但对整个国家而言却是一个经济损失的源头。最后，这个论点即使没有错，也容易被夸大；认为如果德国或美国没有采取保护主义，它们就无法建立自己的工业，这种想法是荒谬的。然而，尽管有这些限制条件，幼稚产业论点仍有其合理性。而且它只是一个更大真理的特例：即保护主义和其他对国际贸易的干预，可能有助于创造新事物，并使生产方法和工业组织的进步更容易发生。诚然，自由贸易也有其“动态的一面”。国际竞争的鞭策可以如此激发国内产业的能量，使它们在某些领域变得异常高效，而另一些领域则可以有利地留给其他国家。然而，这两种政策中哪一种更有可能使一个特定国家受益，完全可以被视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我个人而言，我必须坦承一种信念：德国和美国的案例只证明了强大的国家能够承受保护主义而没有遭受明显的痛苦。美国拥有辽阔的领土，实际上包含了几乎所有理想组合的机会，我一直将其视为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的范例，而不是保护主义的范例。

但商业政策中还有一个必须牢记的要素，我愿称之为：暂时情境的暴政（The Tyranny of the Temporary Situation）⁷。我的意思是，无论从长远来看我们如何看待自由贸易政策，我们都面临着一个由保护主义、政府补贴、铁路回扣、税收特权所塑造的工业有机体，因此它与任由其自然生长所形成的样子是不同的。我们可能确信，我们现有的某些产业运行成本如此之高，以至于没有它们我们会过得更好。但我们已经拥有了它们。如果我们任由它们听天由命；就会出现损失、破产、失业，而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国家整个工业生活的全貌。例如，德国有一个过度膨胀的甜菜糖产业，它的过度膨胀是因为受到人为扶植，而且现在已经无法与蔗糖竞争。在当前的世界性萧条中，受打击最严重的行业之一就是所有国家的航运和造船业，如果它过去没有成为各国政府这么多恩惠的对象，它的情况本会好得多。

捷克斯洛伐克的纺织业之所以如此庞大，是因为它过去要供应旧奥匈帝国5400万居民的需求。现在它发现自己受到该君主国分裂出的新国家关税的羁绊，只剩下约一千多万的国内市场。意大利在战争期间及战后建立起了无法与其他国家竞争的钢铁工业。但所有这些事物现在都已存在。抛弃它们并按照自由贸易的路线重组经济有机体，将意味着灾难和革命，即使能够确定所有国家最终都会受益。商人和政客同样害怕这些灾难和革命。因此，过去的错误成了现在的暴君。为了补救保护主义的恶果，我们被驱使走向更多的保护主义。

二、

所有这些不仅适用于目前的状况，也适用于战前的国际商业政策。然而，当时存在两个充满希望的因素，其中一个现在已经消失，而另一个随时可能消失：通过1913年的安德伍德关税法案（Underwood-Tariff-Act），美国大幅降低了进口关税，而英国的公众舆论也一直反对任何保护主义政策。战争带来了民族主义激情的复苏以及那众所周知的战时工业体制，这两者在战后的一段时间内都阻碍了国家间正常的商业交往。但这些现在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然而战争还有其他的后果，这些后果依然存在，并且我们必须预料其中一些将无限期地持续下去。

首先，和平条约缔造了许多新的小国。这对商业的影响，与其说是由于由此产生的数千英里的新边界，不如说是由于在这些国家中自然发展起来的新民族主义。这些国家的公民或政客对自己的独立感到自豪。他们坚持要仿效那些大国的做法。他们也想拥有经济独立，所以他们实行了一种重商主义（mercantilism），这种政策在大片领土上或许勉强可以忍受，但在小国中其荒谬性却显得尤为怪诞。当然，这种政策与世界性萧条有很大关系，因为所有这些领土过去都是由工业中心供应的，这些工业中心现在正遭受被挡在门外的痛苦，而新国家的公民则遭受着不得不为劣质商品支付高昂代价的痛苦。

其次，战争带来的货币混乱曾一度扰乱了对外贸易。通货膨胀刺激了出口，这驱使一些国家采取措施保护其本国产业；而通货紧缩刺激了进口，通缩国家试图通过关税来保护自己免受其影响。每个人都知道通货膨胀是如何刺激出口的。为了看清通货紧缩是如何刺激进口的，我们只需要想一下，如果一个国家实行通缩，其对对外贸易的影响显然与世界其他国家发生通胀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有两个国家，比方说日本和美国，如果日本实行通缩而美国同时保持美元稳定，这就好比日本保持日元稳定而美国让美元通胀一样，贸易受到的影响是完全一样的。战争赔款或盟国间债务等国际支付是第三个干扰因素。支付国将不得不比原本情况出口更多、进口更少。只要他们做前者，他们就变成了更急切的竞争者；只要他们做后者，他们就变成了接收国更糟糕的客户。这意味着在接收国，繁荣期将变得不那么明显，而萧条期将比原本更加显著，并且它们的产业因为发现竞争更加困难，将会强烈要求增加保护。但保护主义也会受到支付国的青睐，因为进口关税将有助于实现对进口的必要限制，以产生出口大于进口的顺差，而这反过来又是为了让支付国政府支配足够数量的外汇所必需的。因此，战争赔款将导致全面的保护主义。但请注意，在支付国和接收国主张保护主义的两个论点之间的区别：在支付国主张保护主义的论点是正确的。认为“有利的贸易余额（贸易顺差）”对一个国家是一种优势，并且必须通过关税政策来强制实施，这确实是那些典型的重商主义错误之一，古典学说已经成功地驳斥了它。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必须支付年度赔款，且不能从中获得任何经济补偿，情况就不同了。只要这种单边支付持续存在，就必须保持有利的贸易余额，否则就不可能实现赔款。而重商主义政策，在任何其他情况下都可能是错误的，但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它的提倡却是正确的。

另一方面，接收国加强保护主义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因为战争赔款必然意味着增加出口，并且这些支付的经济意义在于向接收国提供商品，所以坚持要求赔款却又拒绝接受唯一能实现这些赔款的商品，这显然是荒谬的。然而，美国不仅试图通过提高进口关税来“保护”自己免受其政策本身所造成的进口的影响，而且他们还颁布了所谓的“弹性条款（flexible clause）”⁸，根据该条款，如果关税委员会发现外国的生产成本太低而导致美国制造商无法竞争，那么通过总统文告，可以进一步提高关税。现在想想这意味着什么。作为赔款支付的后果，并且为了使赔款成为可能，德国不得不进行低成本生产。因此，必然会出现适用弹性条款的情况。关税将被提高。而为了继续必要的出口，德国将不得不以更低的成本生产。于是，必须出现新的适用弹性条款的情况。以此类推，直到局势的荒谬性变得清晰可见，或者更有可能的情况是，直到进一步的赔款变得不可能。

资本迁移（Capital-migrations）的作用不像战争赔款那样，因为它们发展了那些成为债务国的国家。然而，由战争引起的国家和大陆间金融关系的巨大转变，是另一个（第四个）干扰因素，它通过随之而来的需求转移造成了困难，这也导致了保护主义的加剧，正如对于所有的干扰因素，各国都试图通过进口关税使适应过程变得更容易、更不激烈一样。战前，对欧洲有利的净余额约为240亿美元。今天，欧洲成了数以十亿计的债务人。而美国在十年内，将自己约160亿的债务人地位转变为针对欧洲的约600亿的债权人地位，同时还将其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投资增加了约300亿。这必然会影响所有的贸易渠道。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向如此不同的条件的过渡将在受影响的地区产生对保护主义的需求。

还有其他的干扰因素，例如白银价格下跌刺激了中国的出口（尤其是丝绸）⁹，但除此之外，还有第五个重要的历史进程，它并非由战争引起，而是被战争加速了，这个进程的重要性只能与古埃及或波斯君主制的衰落、或罗马帝国的陨落等事件相提并论。欧洲正在丧失工业霸权（Industrial Supremacy）。几个世纪以来，每个欧洲人都认为理所当然的西欧和中欧工业中心的地位，显然正在土崩瓦解。一方面，美洲、澳大利亚和亚洲的原材料和食品生产具有如此大的优势，以至于欧洲的农业几乎陷于绝望；另一方面，本土工业在世界各地甚至热带国家都在发展壮大。因此，印度纺织品正在取代兰开夏郡（Lancashire）的廉价档次产品，印度铸造厂正在成功地与英国铸造厂竞争。毫无疑问，南美洲将经历一场快速而成功的工业化，就像日本已经着手进行的那样。对于欧洲的工业和生活在欧洲工业化地区的2.5亿人口来说，这意味着生活条件的彻底改变。农业只有依靠人为支持才能生存，这意味着存在着亏空，这种亏空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由工业阶级来承担。欧洲工业本能地感觉到，尽管它自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即国内市场将是留给它们的全部。欧洲的工业国家过去在食品和原材料上拥有近80亿的净进口盈余，它们通过几乎同等数量的工业出口和诸如航运、银行收入等服务来支付。为了巩固这项业务，大量的外国投资带来了利息，并确保了对海外工业的控制。这一切部分已经消失，部分正在消失的过程中。因此，为了保住国内市场而进行了斗争，而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之一，就是保护主义。

三、

这既解释了商业政策的现状，也解释了为补救它而提出的各种计划。就在战后，当敌意开始平息时，政客和商业政策专家之中都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倾向，如果不是走向完全的自由贸易，也是走向更自由的贸易。我的印象是，许多人真的认为一个相对自由贸易的时期即将到来，并且他们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开始实行最惠国条款政策的。此外，在一些实行从量税（按件计征关税）的国家，黄金购买力的降低自动带来了进口关税的降低。如果在恰当的时机抓住这一局面，或许有可能达成诸如法国委员会最近提议的那种协议：即达成一项公约，对成员国的出口适用某些温和的关税；而对拒绝加入的国家的出口适用更高的关税。这将是迈向更自由贸易的一大步，也是极度保护主义国家道路上的巨大障碍。但我认为现在太晚了。正确的时机大约在1925年左右，而它已经错失了。与此同时，几乎所有国家（除了荷兰或瑞典等例外），在保护主义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在其中产生了既得利益，至少在欧洲国家之间达成某种谅解的希望已经破灭。诚然，人们确实认识到，某些这样的公约可以通过带来更好的劳动分工，从而实现欧洲工业的合理化，进而改善欧洲的局势。但是，政治阻碍了如此令人向往的目标的实现。正如我一开始所说，商业政策是一般政策的一部分，如果各国在政治上不愿或不能达成一致，就不可能在商业问题上达成任何谅解。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上的联邦化必须先于经济上的联邦化，这是正确的。但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¹⁰为争取“关税休战”所进行的运动就是毫无希望的。

当然，不同国家的情况各不相同。自1926年以来，法国又回到了她一向乐此不疲的那种彻底的保护主义。意大利是强烈的重商主义，在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政府的统治下，这属于一种自然状态。德国在1925年重新获得制定自身商业政策的自由后，起初并没有强烈的保护主义色彩。但自那以后，她渐渐陷入了农业和工业保护主义的泥潭中，如前所述，就她的情况而言，这是由战争赔款所解释的——尽管即使没有这些赔款，她的政策可能也不会有多大不同。

英国仍坚守自由贸易。当然也存在或曾经存在过一些偏离，例如战争期间就已开征的麦肯纳关税（McKenna duties）¹¹，给予关键产业（光学仪器、特定化学品）的保护，1925年的保护性关税或1920年的染料管制法案，但所有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尽管德国对英国的出口恰恰是容易受到这些关税打击的那一类，但受其影响的德国出口额也仅有大约10%。这些措施之所以如此温和，是因为它们的实施必须克服自由贸易舆论的阻力，而这种舆论在公众心中，在政客和商人（尤其是银行家）中间，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由于被构想为一种临时性质并在反常情况下的救济措施，它们并不算真正偏离自由贸易政策。也许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¹²本人也会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当产业暂时受到威胁时，任由其听天由命是不明智的；因为它们在正常条件下完全适合生存，如果它们被反常事件摧毁，就必须重新建立起来。

但是现在公众舆论正在改变；真正放弃自由贸易的问题摆在了面前。这甚至也不是什么新现象。恰恰相反，支持保护主义的这两股潮流的源头都相当古老。其一是长期的经济萧条，其二是巩固大英帝国的愿望。关于前者，早在19世纪80年代的长期萧条中，一些制造商甚至工人就开始相信，自由贸易对萧条负有部分责任，而保护主义将是一剂良方。从那时起，“关税改革意味着所有人都有工作”的战斗口号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青睐。这一运动后来与有关帝国的民族主义思想结盟，这两者在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¹³强大的个人魅力的推动下，曾一度接近成功。这两者在1906年都被击败了，但今天它们又重新摆在了国家面前。有趣的是，这两个问题的本质并没有改变。正如19世纪80年代那样，今天的萧条同样不是由自由贸易引起的，也不能指望从保护主义中得到多少缓解：失业最严重的恰恰是一些几乎没有外国竞争的产业，例如煤炭贸易；或者像航运业这种无法通过关税进行保护的产业。保护主义改变不了一个事实：煤炭正在被石油或水力取代，而且通过一种更节约的先进技术减少了对煤炭的需求。保护主义也不能阻止印度和自治领（Dominions）的工业化：而且贝尔福委员会（Balfour committee）已经发现，对英国贸易最具破坏性的外国关税，实际上是帝国其他部分施加的。《产业保护法案》（Safeguarding-of industries-act）并不成功。系统性的保护主义也不会成功，特别是如果将其扩展到半成品的话，因为这些半成品在英国的低廉价格正是她某些产业的基础。

帝国理念的经济价值也大不了多少。它相当于“特惠（Preference）”。但英国已经享受了优惠待遇，这并没有帮助她。例如，澳大利亚对英国商品给予的优惠，占普通关税的35-40%，然而自战前以来，英国在澳大利亚贸易中的份额一直在倒退。真正意义上的殖民地拥有约5000万人口，或许可以比现在更加严格地为英国产品保留。但是，尽管这在未来可能很重要，由于这些国家的贫困，其直接效果不可能很大。英国的贸易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发展，似乎比在帝国本身内部更为有利可图，机会也更多。当然，除此之外，英国还面临一个困难：为了回报自治领进一步的让步，英国将不得对食品和原材料征收关税。

尽管如此，我相信英国比过去一百年里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走上保护主义政策。让我这么想的事实是，不仅一些工会和许多个体工人正在变成保护主义者，甚至在迄今为止一直毫不妥协地倡导自由贸易的自由党人中，也出现了观点转变的迹象。如果自由党（尽管很小）转而支持保护主义，自由贸易将走到尽头。因此，所有将英国视为其商品出口市场的国家，如果试图通过及时的让步来安抚英国，那将是明智之举。这将加强英国国内自由贸易的舆论，也许能阻止英国采取保护主义。很快可能就太晚了，届时为了保住现在本可能保留的一小部分份额，就将不得不对英国做出让步。很明显，英国商业政策的任何改变都将有力地影响比利时、荷兰、丹麦、瑞典及其他较小国家的态度，以至于整个欧洲不久可能就会乘上重商主义的浪潮，这种重商主义通过阻碍国际劳动分工和使落后的生产方法得以苟延残喘，必然对所有人都有害。

因此，似乎没有多少合作的希望。但是有一种力量促使欧洲及其他国家之间走向合作；那就是美国的政策，这种政策普遍遭到了债务人对其债权人所做的一切胆敢表现出的那种强烈的怨恨。我们已经反复触及这个主题，只需做简短的评论。体现在1913年安德伍德法案（Underwood-Act）中的美国关税政策是短命的。很快美国又回到了她的传统政策。福德尼-麦坎伯法案（Fordney-McCumber Act）将关税平均提高到35%。而到了1930年的斯姆特-霍利法案（Hawley-Smoot-Act）¹⁴，关税被再次提高，现在平均达到41%。有些项目是新增加的，特别是那些关于皮革、靴子、水泥和木材的项目。有些被大幅提高，如农产品、生铁、毛织品、人造丝和糖类。其他一些则有适度提高，如棉织品、玻璃、瓷器。我已经说过，为了理解这项措施，我们必须关注政治局势，特别是共和党的地位。但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证明了一个真理：保护主义总是会导致更多的保护主义。如果一个产业获得了保护性关税；这显然对构成该产业的公司是一个优势，而对消费其产品的人则是一种损害。如果受保护的商品本身就是生产资料、原材料、半成品或机器，那么保护性关税就是对购买它的产业的损害。当然，无论是优势还是损害，都是由于进口关税改变了受保护商品相对于其他商品的相对价值。保护主义的每一个单一行为，虽然表面上似乎是指向外国人的，但实际上，它同样甚至更甚地指向了其余的国内产业。现在，如果这些其他国内产业也获得了保护，那么相对价值又将发生改变，而率先获得保护的产业所攫取的优势，根据具体情况会被削弱、被抵消、甚至转化为劣势。由此产生了一个矛盾的结果：一个以平等“保护”所有产业为目的构建的关税，实际上将不会“保护”它们中的任何一个。这个真理商人们不理解，但他们能感觉得到。所以，他们不只想要单纯的保护，更想要比其他国内产业得到更多的保护。因此，任何一项关税的每一次提高，都足以成为其他产业进而要求提高其关税的动机。因此，每当制定一项新的关税法案时，我们总能观察到各个产业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保护而展开的竞争，保护主义也就由此出现了走向极端的倾向。

这项关税加剧了全世界的萧条，而且它对美国人民造成的伤害也比表面上看起来的要大得多。美国人通常通过指出对外贸易在他们商业总额中只占很小一部分这一事实来安慰自己。这是真实的，在意大利，进口等于国民收入的20%，法国是23.7%，德国是25%，英国是31%，瑞士是46%，而在美国则略低于5%。但这是因为存在着这种过高的关税，它阻止了美国工人消费更便宜的外国商品，而这些商品本可以给他带来比高货币工资大得多的好处。

四、

总结起来，我们可以说，部分出于好的原因，部分出于坏的原因，实际上全世界都采取了保护主义，而且这种趋势在不久的将来只会加剧而不会减弱。我经常被问到，国际卡特尔（international cartels）或工业界之间其他形式的谅解是否能改善这种状况。在某种程度上，它们肯定有这种趋势。但首先我们不能高估已经取得的成就的重要性。诸如在钢铁工业或最近在石油方面达成的谅解，或诸如国际铜出口卡特尔等组织，或情况又有所不同的炸药托拉斯、或欧洲瓶装玻璃生产商联盟、或者是开发利用欧文法（Owen-process）¹⁵工艺的企业、或瑞典火柴联合企业——它们要么是由于非常特殊的条件而产生的例外，要么是由严重的经济萧条带来的临时手段。其次，我们不能忘记，即使国际卡特尔成为常态，商品的自由交换也得不到多少好处。如果，比如说，欧洲甚至全世界所有国家的钢铁工业就瓜分市场达成谅解，这扼杀竞争的有效性与禁止性关税如出一辙。对关税的反对，恰恰在于它们阻碍了竞争，以及那种我们称之为工业进步的产业的持续调整。而这正是国际卡特尔所做的。如果不同国家的产业同意互不竞争，并尊重彼此的狩猎场，这同样意味着一种危险，即它们将像在保护主义下一样陷入沉睡并安享其安全的利润。此外，这项政策甚至不会消除保护主义。因为由于每个国家的产业都知道，在一定时间后必须重新进行谅解，而且他们也知道谈判可能会失败，为了自身利益着想，他们仍然希望有一项保护性关税作为退路。

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将会理解，如果日内瓦迄今为止所有的努力几乎都是徒劳的：这些努力受到最良好意图的启发，并依赖最权威的科学意见，但部分由于不幸局势的必然性，部分由于政客们的伎俩，这些努力遭遇了挫折。三年前，世界经济会议（World-Economic-Conference）¹⁶一致表达了所有与会者的强烈愿望：开创一个解开国际商业枷锁的新时代。政治家们鼓掌欢呼；但所作所为却背道而驰。这些人并没有因此气馁，他们坚持了下来，并通过1930年3月24日的协议取得了一点小小的成功，该协议虽然未能谴责增加关税的行为，但至少试图让这种行为变得更加困难。即使是这一点也没有被贯彻执行，给人留下的一种印象是，政客们在嘲笑那些认为值得为如此不切实际的目标而努力的理想主义者。所取得的那些成功，例如废除出口禁令的国际条约以及降低生皮和骨头出口关税的条约，没有多大的实际重要性。确实，有时也会发出更具希望的音符。在去年初于华沙举行的由保加利亚、爱沙尼亚、匈牙利、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代表参加的会议上，同意应该努力从那些进口农产品的欧洲国家那里，为源自欧洲的农产品争取优惠待遇。这当然意味着（尽管未曾明言），这些国家将投桃报李，同意对源自欧洲的工业产品给予优惠待遇。但这并没有带来，也不太可能带来任何结果。

然而，尽管不能指望政客们的智慧能带来什么结果，但在更遥远的未来，我们可以对事实的力量有所期待。而这些事实很可能会首先对美国产生深刻的影响。美国的出口利益正日益增长。在某些产业，如果无法进入世界市场，其庞大的生产设备现在已经无法得到充分利用。这种情况在汽车工业中尤为显著，但其他产业也会紧随其后。到那时，制造商和政客们将会发现，如果没有相应的进口，就不可能出口。此外，美国现在是一个债权国，并且在未来将日益巩固这一地位。债权国的政策是自由贸易。他们迟早也会发现这一点。目前公众舆论还没有显示出任何变化的迹象。但美国的公众舆论是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情，它在运作方式上与其他国家的公众舆论大不相同。美国人改变观点的速度非常慢。他们比其他国家更固守旧观点。但当他们真的改变时，他们会表现得势如破竹，并践踏他们多年来视作神圣的东西。我预测，这将在商业政策领域发生。届时，一股巨大的力量将投向自由贸易的呼声中。

此外，不仅世界性的萧条会过去，农业、采煤、纺织等领域的特殊萧条也会过去。今天所谓的生产过剩，明天可能就成了生产不足，届时，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一些最强大的保护主义动机将会减弱。英国的帝国特惠制可能会实现，但它可能会采取温和的形式，甚至有助于创造一种新力量来抵御保护主义最糟糕的极端行为。法德之间达成谅解（这至少并非不可能）将是一个巨大的帮助。欧洲东部的小国可能会看到他们重商主义的荒谬之处。——因此，我们可能有希望看到一个目标的实现，这对整个人类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福音。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目标从来不会在经济上变得可行时立刻实现，而是必须通过不必要的艰苦斗争和痛苦经验强加给各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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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tnotes

1. 原注：The Kokumin Keizai Zasshi –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No.4, Vol. 50 (1931), S. 481-506 『国民経済雑誌』、第50巻第4号（1931年）、481-506頁。译注：这篇演讲是熊彼特在访问日本期间的第四篇演讲，也是在神户商业大学进行的。 ↩

2. 译注：该词源于希腊语 autarkeia，指一个国家致力于通过消除对外部贸易的依赖，实现经济上的绝对独立。是一个经典的政治经济学词汇。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背景下，“自给自足”成为全球极其流行的一种政治与经济主张。特别是在当时的德国（Autarkie）、意大利（Autarchia）等国家，它被视为满足民族自尊心、摆脱国际经济波动影响乃至为战争做准备的核心国策。 ↩

3. 译注：此处指斯姆特-霍利法案，后文有详细说明。 ↩

4. 译注：英国经济学家，新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其著作《经济学原理》（1890）确立了现代供需分析、边际效用以及短期与长期区分的理论框架。 ↩

5. 译注：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他在国际贸易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和统计学领域有卓越贡献。著名的“埃奇沃思盒（Edgeworth Box）”即以他命名，用以分析一般均衡和交换效率。 ↩

6. 译注：此处指的是马歇尔提出的“提供曲线（Offer Curves）”（又称相互需求曲线）。该理论说明，如果一国对外国商品的需求弹性较高，而外国对该国商品的需求（供应）缺乏弹性，则该国通过征收进口关税可以改善其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从而从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大利益。 ↩

7. 译注：这是熊彼特在本次演讲中提出的一个极具洞察力的原创性概念。它深刻揭示了保护主义的“路径依赖”现象：一国的工业体系一旦被过去的保护主义、政府补贴、铁路回扣或税收特权人为塑造，就会长成不同于自然生长的畸形状态。此时，即便明知自由贸易在长远上有利，但若贸然取消保护，必然引发短期的破产、失业甚至“灾难和革命”。因此，政客和商人出于对短期阵痛的极度恐惧，不得不维持甚至加码保护政策，导致“过去的错误成了现在的暴君”（the errors of the past become the tyrants of the present）。 ↩

8. 译注：指美国《1922年福德尼-麦坎伯关税法》第315条。该条款授权总统根据关税委员会的调查，如果发现国内外生产成本存在差异，可以增减关税，最高幅度可达50%。 ↩

9. 译注：指1929年至1931年大萧条初期全球白银价格暴跌的经济事件。由于当时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实行“银本位”的经济大国，国际银价骤降导致中国货币（相对美元、英镑等金本位货币）大幅被动贬值。这种汇率暴跌如同天然的出口补贴，在短期内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从而在1931年以前显著刺激了中国生丝等大宗农产品的出口，甚至使中国短暂地避开了大萧条初期的通缩冲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有一篇论文详细复盘过这件事的因果关系，《富兰克林·罗斯福、白银与中国》（Franklin D. Roosevelt, Silver, and China） ↩

10. 译注：一战后根据《凡尔赛条约》于1920年成立的第一个以维护世界和平为宗旨的国际组织。除政治职能外，它也致力于协调国际经济合作和减少贸易壁垒，但因缺乏强制力，其实际效果有限。 ↩

11. 译注：英国于1915年由财政大臣雷金纳德·麦肯纳引入的一种关税。最初是为了在一战期间筹措资金并腾出货轮空间，对进口的奢侈品（如汽车、钟表等）征收33.3%的从价税。这标志着英国自由贸易传统的首次重要破口。 ↩

12. 译注：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哲学家。他在《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中一方面坚定支持自由贸易，另一方面也提出了著名的“幼稚产业保护（Infant Industry Argument）”例外论，对后世保护主义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

13. 译注：英国著名政治家，曾任殖民地事务大臣。他是20世纪初“关税改革（Tariff Reform）”运动的领袖，主张放弃自由贸易，建立以“帝国特惠制（Imperial Preference）”为核心的关税同盟，以巩固大英帝国的凝聚力。 ↩

14. 译注：这三个法案是一战前夕至大萧条爆发时著名的三个关税法案，具体而言：1913年安德伍德法案大幅降低关税，是美国向自由贸易迈进的重要举措；1922年福德尼-麦坎伯法案显著提高关税水平，重新确立了保护主义地位；1930年斯姆特-霍利法案是美国历史上最高的关税法案，被认为加剧了全球大萧条 ↩

15. 译注：迈克尔·欧文（Michael Owens）发明的全自动玻璃瓶吹制技术，引发了玻璃制造工业的革命，促成了行业垄断（康采恩）的形成。 ↩

16. 译注：指1927年5月由国际联盟在日内瓦召集的国际经济会议。会议聚集了50个国家的代表，旨在解决一战后日益严重的贸易壁垒问题。会议最后发表了一份著名的宣言，承认贸易壁垒阻碍了经济复苏，并呼吁各国停止提高关税。熊彼特演讲中提到的“三年前”即指此次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