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访日期间演讲（6/6）：利息理论与2篇未公开备忘

P..S. 我终于还是走到了这里。但感慨和矫情我打算留在专门的POST里写，我打算再憋一憋自己的情绪，好让我在写译后记的时候更有动力🤣

熊彼特教授在1931年2月10日的下午3点至5点，于神户商业大学进行了他访日之旅的第六场，也是最后一场演讲。这次演讲的题目是《利息理论》。但很遗憾的是，经过译者多方查询，受目前互联网上的资料所限，无法在学术期刊上找到对应的全文。关于本次演讲确实存在但并无全文存世的唯一的资料是来自这篇论文：Shin Kubo & Harald Hagemann (2022) Schumpeter’s Unknown Commentary on the Great Depression: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from the Japanese Text, History of Economics Review, 82:1, 15-28, DOI: 10.1080/10370196.2022.2033669。在这篇论文的notes部分中的注释4作者也指出据他们所知这场名为《利息理论》的演讲没有以英文或任何日本当地的期刊和杂志上重印。

熊彼特的传记《开门》的作者Loring Allen在其书中对于这件事的描述如下：

原文：He presented another lecture at the Kobe University of Commerce, this one on “The Theory of Interest,” on 10 February. The periodical Kobe Shodai Shimbun published a summary of that paper, along with those of the other Kobe lectures. Schumpeter then did some sightseeing in Kobe, Nara, and their environs. As his visit drew to a close on 12 February, he gave an address over Radio Osaka. (Allen 1991, Vol. 1, 270–274) 译文：2月10日，他在神户商业大学作了另一场讲座，这次的主题是《利息理论》（The Theory of Interest） 。《神户商大新闻》（Kobe Shodai Shimbun）期刊发表了该论文的摘要，以及神户其他讲座的摘要 。熊彼特随后在神户、奈良（Nara）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游览 。随着他的访问在2月12日接近尾声，他通过大阪广播电台发表了讲话 。

所以根据以上的内容我们目前至少可以确定一件事：神户商大新闻报道了演讲内容。那么，这个快一个世纪前的大学校报是否还有留存至今的影印件呢？答案是：有的。经过多方检索，我终于还是在神户大学（神户商大是它的前身）附属图书馆数字档案馆中找到了这份资料，是以PDF形式保存下来的，一共4版，其中第一版就报道了熊彼特在神户商大以及关西地区的活动：

于是我使用AI软件帮我对原图降噪和锐化，得到了如下两块关于这篇演讲的截图：

最终借助OCR技术，在AI的帮助下，我尽力还原了这篇报道的内容，但为了内容一致性强，我还是选择使用前面5篇的标题/作者样式来排版：（重要提示：内容可能因AI识别出现幻觉或错误而导致不准确！）

《利息理论》

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

日文： 次いで十日はシュムペーターの最得意とする「利子の理論」と題する最後の講演が三時より五時まであり、ベーム・バヴェルクに至るまでの利子學説を瞥見し、利子の現實の現象を詳細に觀察して後、博士自身の理論を次の如く展開した。 利子は投下資本の再生產以上の餘剰として、賃銀所得や地代所得の成立とは全然異つた根據を持たねばならない。勞働者や地主にあつて純粹所得として現れる所のものは企業者にあつて眞に生產費として現れるものであるから、從つて賃銀や地代の成立は生產要素の側から説明すべきものである。だが資本にあつては之れと異なる。使用された資本も再生產費の増大に現れるけれども、それは資本家にとつて未だ決して純粹所得を意味するものではない。それであるから利子所得は生產要素たる資本の側から説明すべきものではなくて、吾々は利子の獨自の成立原因をば、しかも反對の側から、即ち利子現象の考察から探求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利子はプレミアムであり、從つて投下資本の價値以上に生ずる所の餘剰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併し費用價値以上の持続的な價値餘剰は一方には競爭に依り、他方には一般的價値原則即ち主として生產的寄與の歸屬の原則に依つて、不可能にされる。それ故に投下資本の價値以上の餘剰は玆にこの價値歸屬の消失を惹起す所の右の二つの條件の成立が妨げられる所に於て生じ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かゝる原理は經濟的發展のうちに見出すことが出來る。 經濟的發展は生產過程の新しき結合に依つてプレミアムを生ぜしめ、このプレミアムを消失し得るためには競爭がこれを捉へようと努めねばならず、且新しい收益基礎に基く生產財の價値變更が行はれるためには時日を必要とする。それ故にこのプレミアムは時日と經濟的發展の二要素の結合に歸せらるべきものである。

中文翻译（GEMINI PRO3.1）： 随后在十日，举办了熊彼特最为拿手的题为《利息理论》的最后一场演讲，时间从下午三点持续到五点。他首先回顾了直至庞巴维克（Böhm-Bawerk）为止的各种利息学说，并在详细观察了现实中的利息现象之后，如下展开了博士他自己的理论： 利息作为投入资本再生产之上的剩余，必须具有与工资收入或地租收入的成立完全不同的根据。对于工人和地主而言表现为纯收入的东西，对于企业家而言则真正表现为生产成本，因此，工资和地租的成立应当从生产要素的一侧来加以解释。但对于资本而言则不同。被使用的资本虽然也表现为再生产成本的增加，但这对于资本家来说，还绝对不意味着纯收入。正因如此，利息收入不应当从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一侧来解释，我们必须从相反的一侧，即从对利息现象的考察中，去探求利息独自的成立原因。 利息是一种溢价（Premium），因此它必须是超出投入资本价值之上产生的剩余。然而，超出费用价值的持续性价值剩余，一方面会因竞争而被消除，另一方面也会因一般的价值原则——即主要是生产贡献的“归属原则”（Principle of Imputation）——而成为不可能。因此，超出投入资本价值的剩余，必须产生于上述两个导致价值归属消失的条件之成立受到阻碍的地方。这种原理可以在“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中找到。 经济发展通过生产过程的“新组合”（New combinations）产生溢价，为了消除这种溢价，竞争必然会试图捕获它；而且，要基于新的收益基础来进行生产财的价值变更，是需要时间的。因此，这种溢价应当归因于“时间”与“经济发展”这两个要素的结合。

至此，我终于完成了熊彼特在访日期间全部六次演讲的中文翻译和注释。但是在宣布这项文献整理/翻译工作结束前，我想再进一步，把2022年这篇刚刚被新挖掘出来的两篇未公开的备忘录做一个整理，考虑到论文本身质量还不错，作者也谈及了他的一些文献分析的看法，所以我决定把论文全文翻译出来。论文原名<Schumpeter’s Unknown Commentary on the Great Depression: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from the Japanese Text> 原文链接：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0370196.2022.2033669

《熊彼特关于大萧条的未公开评论：基于日文文本的注释性翻译》¹

Shin Kubo & Harald Hagemann

论文摘要

众所周知，约瑟夫·A·熊彼特在1931年初访问日本期间发表了几次演讲。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他曾就当时正在发生的大萧条给一位日本朋友写过一份备忘录，这位朋友将其——或请人将其——翻译成日文，并发表在日本最具影响力的商业协会之一主办的期刊上。本文提供了该备忘录日文版的带注释的英文翻译，因为据推测原先用英文、法文或德文写成的原稿已经遗失。我们在引言中探讨了熊彼特与日本的渊源、他与这位日本朋友的关系，以及结合他在旅居日本前夕和期间对大萧条的评论所看出的该备忘录的一些特点。通过这样做，我们旨在丰富熊彼特的文献目录。

1. 引言

熊彼特与日本的关系是一种相互高度尊重和喜爱的关系。熊彼特与他在维也纳的同学埃米尔·莱德雷尔（Emil Lederer，1882-1939）一同分享了对日本的热爱，后者曾于1923年至1925年在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Hagemann 2015）。在河合荣治郎（Eijiro Kawai，1891-1944）²的安排下，熊彼特原本应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接替莱德雷尔在东京的职位，但由于他被任命为波恩大学公共财政学教授而重返学术界，该计划未能实现。熊彼特对日本的首次长期访问不得不等待了近六年。然而，在波恩，熊彼特有中山伊知郎（Ichiro Nakayama，1898-1980）和东畑精一（Seiichi Tobata，1899-1983）这样优秀的日本学生，他们后来将他的《经济发展理论》（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1926年德文第二版翻译成日文（1937年）。

在他众多的日本学生中，都留重人（Shigeto Tsuru，1912-2006，1930年代在哈佛大学师从熊彼特）和盐野谷祐一（Yuichi Shionoya，1932-2015，国际熊彼特学会的联合创始人及其1990-92年的会长，曾组织了著名的1992年京都分会）尤为突出（另见Shionoya 2015）。这三位——中山（1949-55）、都留（1972-75）和盐野谷（1989-92）后来都成为了一桥大学（前东京商科大学）的校长（关于其历史见Ikema et al. 2000）。一桥大学图书馆内设有熊彼特图书馆，这是根据熊彼特的遗孀伊丽莎白·布迪·熊彼特（Elizabeth Boody Schumpeter）的遗嘱于1955年2月作为礼物赠送的。该特别馆藏包含了熊彼特在1932年夏天从波恩搬到哈佛后收集的绝大部分材料。它包含1,353本书、2,835份期刊出版物和1,513本小册子，主要由世界各地学者寄来的抽印本组成。³

1931年初，当大萧条的破坏力看似依然沉重，复苏遥遥无期之时，熊彼特终于访问了日本。在此不久前，他于前一年的12月27日在克利夫兰举行的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发表了《当前的世界萧条：初步诊断》（Schumpeter 1931a）。两天后，计量经济学会（Econometric Society）在克利夫兰成立，熊彼特的朋友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当选为首任会长。在他不到三周的逗留期间（从1月25日在横滨登陆到2月13日从神户启程离开），这位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发表了受邀演讲和自由谈话，给许多教授、学生、政治家和商界领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⁴他探讨的问题涵盖了从经济学的科学性质、商业周期和资本利息的理论阐述，到学生开始学习经济学应阅读的书籍等诸多方面，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最感兴趣的是他关于当前经济衰退的性质和原因的观点。由于迫切想了解他在此问题上的看法，记者们甚至在2月6日他从东京前往神户的途中，趁火车在大阪火车站短暂停留时在火车上对他进行了采访。⁵

熊彼特访问所引发的热情在他离开日本后几个月才消退；随后出现了一些文章，详细报道了他在访日期间的言行。其中包括发表在《日本商工会议所月报》上的两篇文章，该期刊是由日本最具全国影响力的商业协会之一出版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在3月刊上，题为“世界萧条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1931a），第二篇发表在5月刊上，题为“几个国家近期失业的原因及其补救措施”（1931b）。该期刊编辑指出，这些日文文章译自熊彼特写给宫岛纲男（Tsunao Miyajima）的备忘录，尽管并未指明译者是谁。来自日本的经济学家宫岛于1928年至1934年间担任常驻瑞士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日本雇主代表团团长，这是一个由日本商工会议所资助的顾问职位，而他碰巧在熊彼特访问的那个冬天回到了祖国。⁶

目前尚不清楚这两位经济学家是如何变得如此熟悉，以至于熊彼特会将备忘录交给宫岛发表。唯一已知可能暗示他们早期相识的事实是，熊彼特的文章（1929年）发表在代表国际劳工局（国际劳工组织常设秘书处）印刷的一本期刊上，这启发了宫岛在日内瓦执行任务期间重新思考自己的经济学观点（Miyajima 1934, 106-7）。然而，他们在1931年初的交往有充分的文件和照片记录。2月12日下午早些时候，熊彼特在宫岛的陪同下拜访了大阪广播电台，参加了一个广播节目；当天晚上，宫岛邀请熊彼特去附近的一家木偶剧院，这一经历激发了熊彼特余生对日本文化终生不渝的迷恋（McCraw 2007, 196-200; Yonekawa 2008, 136）。⁷从第一篇文章的发表日期，我们可以推断极有可能熊彼特是在日本旅行期间应宫岛的请求写下了这份备忘录，并在当天交给了东道主，或者在第二天寄给了他。

由于该备忘录与熊彼特在日本逗留期间的任何正式讲座或演讲没有直接关系，难怪迄今为止即使是那些对他在旅日期间活动了如指掌的评论家也忽略了它（Augello 1990, 147-8; Yonekawa 2008, 44-5, 73-4）。然而，这种遗漏似乎有些不幸。这份备忘录是他环游日本临近结束时对苦难中的世界经济诊断的删节版。它在几个方面都值得注意，包括它与他在日本发表的关于当前经济衰退的三次记录在案的谈话在焦点上截然不同：他1月29日在日本工业俱乐部（当时另一个有影响力的商业协会）的演讲（Schumpeter 1931b）、1月30日在东京帝国大学的演讲（Schumpeter 1931c），以及2月6日在火车上接受一家日报采访的报道（Osaka Asahi Shimbun 1931）。

当时，熊彼特并没有完全认识到大萧条的独特性，而是认为它的严重程度与早期的两次萧条相似，即1825年的英国萧条和1873年的美国萧条。1931年1月8日，在加利福尼亚，也就是他乘坐秩父丸号（Chichibu Maru）开始日本航海之旅的前两天，在写给他的朋友兼波恩大学同事亚瑟·斯皮索夫（Arthur Spiethoff）的信中，熊彼特（2000, 184）通过结合三个周期的谷底来解释大萧条的严重性，后来他在《商业周期》（Schumpeter 1939）中将这三个周期称为长期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经典的朱格拉周期和短期的基钦周期。他在日本工业俱乐部的讲座中强调，当前的困难首先可以而且应该被理解为是为了忍受三个商业周期（即四到六十年的周期、七到十一年的周期以及四十个月的周期，对应上述三个周期）巧合性的同时下行而所需的“调整”。这导致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一。因此，熊彼特警告商界领袖听众不要“倾向于将其归因于本次萧条所特有的、而其他萧条所没有的特定事件”（Schumpeter 1931b, 12），并将诸如“世界各地的农业萧条”和“试图重建战前金本位制的货币政策”等特定事件放在次要地位（15）。第二天在东京帝国大学发表《商业周期理论》时，熊彼特（1931c, 7）在一个四周期方案中加入了库兹涅茨周期（Kuznets cycle），尽管他在提到其他三个周期时并未提及库兹涅茨。“1930年是一次异常严重的萧条。为什么？”他问道。“因为各种周期都在走下坡路。”（8）。他在大阪火车上的采访中也采取了同样的方法。当被问及是什么从根本上导致了这次萧条时，熊彼特回答说，这主要归因于世界经济正处于一个“大波浪”的谷底，并补充说加剧因素包括农产品供应过剩以及英国和美国实施的通货紧缩政策。⁸当他最终在《商业周期》中详述其叠加（superposition）思想，即同时波动的组合时，熊彼特（1939, 第1卷, 212-19）决定不纳入库兹涅茨周期，而是在其图表中呈现了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朱格拉周期和基钦周期的叠加（213）。⁹

对熊彼特而言，商业周期是由随时间非均匀分布的技术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由繁荣和萧条的交替阶段组成。熊彼特认为货币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他持有货币信用理论，并关注创新投资的预融资问题。然而，投机过度和松散的银行业务方法会导致恐慌、破产潮，从而导致经济运行脱离正常轨线。尽管“正常”萧条伴随着负面影响，但它包含了对经济变化的必要调整，且从资本主义演进的角度来看是有益的；而“异常”或“病理性”萧条的过度表现不再是经济发展的组成部分，反而会阻碍经济发展。因此，货币和币值稳定对于投资者的信心至关重要。

鉴于他在理解大萧条方面的理论发展，有趣的是，从备忘录翻译过来的第一篇文章开头就告诫人们“不应相信那些断言货币改革能治愈所有当前弊病的人”。事实上，熊彼特在此并未提及他的“调整”解释或“叠加”说明，而是着力论证当前的通缩压力并不反映货币或信用经济体系固有的缺陷，而是源于政治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各国央行不由自主地寻求持有超出经济考虑所需的更多黄金。这里应当记住，他在日本工业俱乐部的讲座中断言，各国重返金本位制的努力加剧了这种压力，并补充道：“我并不是说将任何货币稳定在战前平价的政策是错误的，我只是说它引发了萧条”（Schumpeter 1931b, 16）。与之相比，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这份备忘录——至少是第一篇文章——目的与其说是展示他自己对萧条的经济分析，不如说是为了驳斥货币改革是“万灵药”的论点，并谴责各大国之间缺乏政治协调，从而使原本可以正常运作的货币和银行系统陷入瘫痪。¹⁰简而言之，它的特点是带有相当的规范性和辩论性，旨在维护现有的经济体系。此外，正是这种对大萧条政治层面的强调（在第二篇文章的结论部分再次出现），使得该备忘录在熊彼特留给日本的足迹中显得尤为卓越。

以下是这份备忘录的全部或部分英文翻译，该备忘录最初由熊彼特撰写，并以两篇独立文章的日文译本发表（《日本商工会议所月报》1931a, 1931b）。据我们所知，由于原稿遗失，目前尚不清楚它是用哪种语言写的——英文、德文还是法文（见原注13）——以及备忘录是全部还是部分被翻译成日文发表（见原注17）。尽管作为原始文献存在这些及其他不足，但这一翻译使熊彼特的著作目录变得更加丰富。应当注意，这并不是备忘录的逐字翻译，其意图也不是呈现如果他用日文撰写会是什么样子，而是根据我们参考的两篇文章，并辅以备忘录另一部分的日文译本，对他写给宫岛的内容进行了自由重构。¹¹所有方括号中的文字及所有注释均由本文作者添加。此外，虽然下文译文中的所有括号、强调和引号均出现在原始日文文本中，但由于两种语言之间的语法差异，它们在英文（及中文）中的精确位置仍有待商榷。

2. 翻译：“大萧条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¹²

以下是近期访问我国的德国波恩大学教授熊彼特博士（Dr. Schumpeter），致商会特聘专家宫岛纲男先生（Mr. Tsunao Miyajima）的备忘录部分内容的译文。读者若将此文与本刊（第2卷第1期）翻译发表的伦敦大学教授格雷戈里博士（Dr. Gregory）《黄金问题》（The Gold Problem）一文结合阅读，将能对本文所探讨的问题有更清晰的理解，因为两者在总体思路上有诸多共通之处（编者注）¹³

I

今天，随处可见企业遭受损失，甚至面临破产。更糟糕的是，这与其说是由于他们自身管理不善，不如说是由于被称为“萧条”的外部环境。被迫失业的工人的痛苦甚至更为严重。这些困难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一个通行的回答是，它们都是有缺陷的货币和信用制度的结果。因此可以推论，为了使经济复苏，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改革这一有缺陷的制度。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这一主张是不正确的。任何地方的萧条都不能归结为单一的原因。¹⁴很容易列举出许多促成或恶化了当前萧条、但与货币政策或银行监管无关的因素。不要相信那些断言货币改革能治愈所有当前弊病的人；他们并不比声称拥有治百病灵丹妙药的理发外科医生更值得信任。

II

不言而喻，货币的状况决定了价格水平，对经济生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然而，价格水平——无论是高还是低——如果保持恒定，就不是问题。重要的是它的变化。那些记得大战期间及其后情况的人，不需要别人告诉他们，价格水平的变化会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不当的财富转移和商业动荡。货币只有在保持价格水平恒定时才有意义；因此，如果一种货币导致或允许价格水平波动，它就是坏钱。

许多国家，无论大小，都已回归某种形式的金本位制——这与大战前采用的并无二致。然而，我们意识到金本位制并非完全完美无缺，因为它使价格水平暴露在随着黄金产量的增减而发生的变化之下。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近期导致许多企业破产并使更多人失业的价格水平下降，是因为缺乏黄金的结果吗？

III

答案是否定的。目前世界上的黄金数量足以将价格保持在与1929年相同的水平，尽管未来可能并非如此。我们必须注意，这一[诊断]是基于这样的假设：世界上每个中央银行都满足于40%的准备金率。

然而，事实上，没有一家中央银行满足于如此数量的黄金储备。¹⁵许多国家渴望持有更多黄金，而某个国家囤积的黄金甚至超过了其发行的纸币量。事态的发展导致了黄金短缺；如果没有这种囤积行为，问题就会消失，这反过来一方面将遏制萧条的恶化，另一方面将遏制白银的贬值。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对当前萧条负有部分（但绝不是全部）责任的货币政策的动机是什么？

这项政策没有经济学上的理由。将非必需的黄金存放在金库中是一种代价高昂且无利可图的行为。[中央银行中]这种黄金存量越小，对普通企业的管理甚至对中央银行自身的管理所赋予的条件就越有利。如果这项政策没有经济上的原因，那必定有政治上的原因。我们经常谈论国际和平与合作，但在表面之下，国家间政治关系的紧张局势却在潜伏。国家间以不真诚的方式表达对彼此的善意，逐渐产生互不信任，并急于为可能发生的危机做准备。积累黄金是人们可以预见的各国为这种复杂的国际关系做储备的一种方式。这样积累的黄金储备被认为可以在危机时刻提升国家地位——这是政治家们所恐惧或暗中期待的。因此，将价格水平的破坏性下降几乎完全归咎于货币体系是不切实际的；应该受到指责的不是金本位制，而是[其背后的]政治。

IV

毫无疑问，国家间的相互理解将缓解这一问题。它实际上可能会被证明更加有效。如果各国缔结这样一项条约，在国际层面上适当地规范黄金储备和信贷，那么就不需要准备金率，包括上述40%的水平。即使未来黄金产量下降（我认为这是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也不一定会导致价格水平下降，因为这样一项国际条约可以任意将黄金准备金要求降低到所需的最低水平。虽然这不能由单一国家实现，但如果所有国家相互合作，就可以在不危及外汇汇率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

在追求我们目标的过程中，[最]难以克服的困难也是政治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代表各自国家和政党的政治家们会联合起来，反对任何可能限制其本国行动自由的公约。一项规范信贷的条约将引发关于国家主权及相关问题的辩论，就像降低关税壁垒的条约所引发的那样。¹⁶这项[关税]条约与规范信贷的条约一样令人向往；目前高企的关税水平阻碍了各国充分享受世界各地生产力提高带来的好处。

然而，轻率地得出理性不会主导政治的结论未免过于仓促。所有国家都将不得不承认（无论多么不情愿），对其货币和货币政策的担忧不仅仅是国内问题（例如关于其道路和学校的问题），而是延伸到了整个文明世界。到那时，他们也将被迫承认，如果他们不讲道理地强调独立主权，并维持那种可能（与预期相反）损害自身利益的自由，他们会发现自己距离理想的状态有多么遥远。

3. 翻译：“近期数国失业的原因及其补救措施”¹⁷

德国波恩大学教授熊彼特博士题为“世界萧条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的文章译文发表在本刊第3卷第3期；以下是他回答本会议所特别委任专家宫岛纲男提问时表达的另一部分意见的翻译。¹⁸

在进行我的论证之前，我将把欧洲约有1100万失业工人、全世界约有2000万失业工人的估计数字作为既定事实。然而，这里应该指出，许多国家的数字准确性令人高度怀疑。据报道，美国的估计数字在400万到1200万之间。此外，官方权威机构发布的数字也很难令人信服。即使在数字被认为极其准确的德国和英国，也很难对其进行证实。这是因为，如果算上那些由于各种个人情况而自认为失业的人，失业人数必然会更大。我无法在此详述细节，只能说在不同国家之间比较这些数字是不可能的。

$\times$¹⁹

让我转向[问题的]原因。然而，如果被问及“这个”原因是什么，我会认为问题本身构思不当，因为失业现象是复杂的。我将仅仅列举我认为相对更重要的一些原因。

1）首先，我将阐述我所谓的“特殊原因”。这是由即使在经济普遍繁荣的情况下也会使特定行业陷入萧条的情况引起的。

尤其是英国的煤矿开采业、棉纺业和造船业就是很好的例子。由此产生的失业可以通过简单地鼓励这些行业来得到补救，但这仅仅是部分补救。将工人转移到其他行业的困难确实肯定依然存在。工人跨行业的转移意味着他们需要进行地理上的迁移，这一事实加剧了这种困难。

$\times$

接下来，让我转向构成我所谓“普遍原因”的因素，以区别于上述[特殊]原因。

2）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具实质性的是所谓的“全面萧条”。可以预料，到1931年底，情况将逐渐好转，特别是在美国。

3. 持续的全面萧条导致的失业人数比以往任何一次萧条都要多。这是因为[名义]工资水平没有以足够的速度跌落；它理应以与价格水平下降成比例的速度下降。工会对减薪的抵制加剧了局势。

4.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合理化”（rationalization）。这个词有两个含义：用机器取代工人，以及通过任何其他手段在生产过程中节约劳动力。技术进步本身会引起暂时的失业。然而，今天人们可以看到一种特殊的合理化正在进行。人们进行合理化主要是因为工资水平太高，使得这种做法有利可图；如果工资适度，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因此，高工资通过两种方式导致失业。第一种是降低现有生产方法对劳动力的需求，第二种是改变生产方法本身以避开昂贵的劳动力。

关于昂贵的劳动力，应该记住的是，在某些国家（至少在德国），劳动力成本不仅包括我们所谓的工资，还包括雇主承担的其他费用，例如缴纳的劳动保险和其他公共基金。

$\times$

5. 当然，少数国家实施的通货紧缩政策也助长了萧条及其随之而来的失业。

6. 许多国家（特别是德国和英国）采取的反资本主义措施正在导致商业的中断和资本的浪费。自大战以来，政治家们通过极高额的累进税使资本陷入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一如在其他情况下，他们的行动从来没有经济上的考虑；他们以非生产性的方式支出了大量资金，通过有害的手段筹集了超过需要的资金，并通过征收关税和其他“规定”干预企业。目前的局势部分归因于这些[措施]。正是基于这些理由，我在1928年预言了今天的混乱。²⁰

$\times$

此外，还有几个次要原因。其中一些在局部地区很重要，另一些则具有普遍性。然而，我将仅限于列出已经提到的最重要原因。建议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并不困难。[真正的]困难在于政治家永远不会同意这些疗法，就像在日内瓦讨论的“关税停战”案例中那样。所有的经济学家当然都知道这种[缺乏一致意见]会导致什么后果，但政治家永远不会听取他们的意见。此外，政治家既不相信以下事实，即使他们相信了，也不会根据这一信念采取行动；由于自大战以来大量财富已转移到劳动阶级（通过工资、税收和其他转移支付），这种转移是目前困境的原因之一——这种影响在某些国家比在其他国家感受更为强烈。²¹

$\times$

当然，通过有关黄金储备的国际公约来控制通货膨胀²²将改善目前的局势。然而，要获得这种公约所需的国际合作是很困难的，更不用说这种方法显而易见[的问题]了；也就是说，它只能治标不治本。然而，在特定情况下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例如，让我们考虑一下白银贬值使局势恶化的情况，比如在中国。在这里，货币改革肯定是有用的。顺便提一下，正如上面提到的，到年底局势应该会在某种程度上自行好转。目前已经出现了这种[发生]的令人信服的迹象。

致谢、披露声明及作者简介部分已删除。

参考文献（保留原文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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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nekawa, N. 2008. Schumpeter (in Japanese). Tokyo: Nichigai Associ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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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tnotes

1. 译注：原文共计21个注释（Notes），内容也很重要，所以在这篇翻译稿中，标为“译注”的是译者本人的新增注释，标为“原注”的是论文原本的注释的译文，包括译文中的为了让读者能快速找到对应注释，也进行了一定修改，望知悉。 ↩

2. 原注1：1931年在东京听过熊彼特讲座的河合的学生木村健次郎（Takeyasu Kimura）和安井琢磨（Takuma Yasui），将他在维也纳的特许任教资格论文《理论国民经济学的本质与主要内容》（1908年）译成了日文（Schumpeter 1936）。 ↩

3. 原注2：一桥大学熊彼特图书馆的目录可在网上查阅。(https://hdl.handle.net/10086/30798; https://hdl.handle.net/10086/30799) ↩

4. 原注3：关于熊彼特讲座对日本年轻经济学家的影响，另见 Ikeo (2014, 20-1, 87)。然而，现有文献对他在政治家和商人中的反响关注更少。 ↩

5. 原注4：关于熊彼特日本之行的详细行程，见 Loring Allen 1991，第1卷，270-4，以及 Yonekawa 2008, 133-8。巡回期间他发表了六场讲座，前三场在东京的不同地点，后三场在神户的同一地点：1月28日在东京商科大学的“现代经济学家的理论工具”，1月29日在日本工业俱乐部的“特别参照美利坚合众国的世界萧条”（1931b），1月30日在东京帝国大学的“商业周期理论”（1931c），2月7日在神户商业大学的“国际商业政策的现状”（1931d），2月9日的“经济学的现状”（1931e），以及2月10日的“利息理论”。据我们所知，第一场和第六场讲座没有以英文在任何当地期刊或杂志上重印。与此同时，Loring Allen 找到并出版了第一场和第五场讲座的文字记录（1982a, 1982b），Ulrich Hedtke 在其熊彼特档案网站上转载了 1931c、1931d 和 1931e（https://schumpeter.info/schriften/Japanische%20Vortraege.pdf） ↩

6. 原注5：关于宫岛的生平与工作，见 Kubo (2022)。 ↩

7. 原注6：熊彼特和宫岛的三张合影可在哈佛大学档案馆网站上查阅。 ↩

8. 原注7：刊登该采访的报纸文章报道称，熊彼特说这种“大波浪”的谷底“每四五年”造访我们一次。这种数字表述显然是不准确或错误的，推测是由于采访者的误解。 ↩

9. 原注8：关于熊彼特对大萧条的理论和政策观点演变的更详细分析，见 Dal Pont Legrand 和 Hagemann 2017。 ↩

10. 原注9：通过参考同样来自奥匈帝国（熊彼特的故乡）的商业理论家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的以下评论，人们可以想象这种为了反周期稳定而进行货币改革的想法在同时代商人听起来是多么荒谬：“如 [J. M.] 凯恩斯、欧文·费雪或 [克利福德·休] 道格拉斯少校等商业周期的货币理论，通过否认萧条的必要性和有益效果，从而否认了萧条是理性秩序中理性的组成部分”（Drucker 1939, 65-6）。 ↩

11. 原注10：这篇文章发表在《大阪商工会议所月报》（1931年）的3月刊上，该期刊由组成全国性日本商工会议所的最大的地方会议所之一出版。这显然是别人根据备忘录的同一部分翻译而成的，该部分作为第一篇文章发表在《日本商工会议所月报》（1931a）上，尽管它没有对原稿做出任何解释。 ↩

12. 原注11：关于熊彼特本人是否给备忘录的第一部分起了这个标题，存在一些疑问。脚注10中提到的文章（《大阪商工会议所月报》1931）带有截然不同的标题。因此，不能否认《日本商工会议所月报》的编辑或译者可能给备忘录的每一部分都加了标题的可能性。 ↩

13. 原注12：这篇文章发表于1930年1月，是西奥多·E·格雷戈里（Theodore E. Gregory, 1929）的日文译本，他与查尔斯·里斯特（Charles Rist）等人一样，对金本位制持有正统观点，这种观点在当时的商界领袖中非常流行。 ↩

14. 原注13：此处译为“银行监管”（banking regulation）的日文术语可以直译为“银行政策”（bank policy）。尽管如此，考虑到它的上下文，以及熊彼特很可能用法语与宫岛交流，因此在这里会使用术语“politique bancaire”，我们将其解释为“银行监管”。关于宫岛流利的法语，见 Kubo (2022)。 ↩

15. 原注14：这个日文句子开头有一个印刷错误，此处忽略了第一个字符。 ↩

16. 原注15：熊彼特在此指的可能是1930年在日内瓦举行的“关税停战”会议上的“辩论”，他在第二篇文章中明确提到了这一点。顺便说一句，这句话是基于发表在《大阪商工会议所月报》（1931）上的文章，因为《日本商工会议所月报》（1931a）中的文章似乎误译了它。 ↩

17. 原注16：见原注11。 ↩

18. 原注17：期刊编辑的这条注释也可以理解为“以下是他意见剩余部分的翻译”。因此，《日本商工会议所月报》是发表了备忘录的全部还是部分，存在一定的歧义。 ↩

19. 原注18：文本部分之间的所有乘号（$\times$）都存在于原始日文文本中。它们的含义尚不清楚，因为这种符号在日本语中并不常用。 ↩

20. 原注19：熊彼特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是非常活跃的经济政策辩论参与者。见 Stolper 和 Seidl 编辑的优秀汇编（Schumpeter 1985）。他反对对经济领域的政治干预，认为这会对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创造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导致紧急情况。大萧条爆发后，熊彼特一再强调，通货紧缩政策不利于经济复苏，只会使情况变得更糟。 ↩

21. 原注20：在这里，熊彼特从可以说是宏观经济的角度讨论了战后收入分配有利于劳动阶级的这一趋势，而他在日本工业俱乐部的讲座中则完全从价格刚性的角度来讨论这一问题。 ↩

22. 原注21：从大萧条的背景可以推断，此处应将“通货膨胀”读作“通货紧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