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访日期间演讲（4/6）：现代经济学家的理论工具

原文链接：https:·www.jstor.org/stable/2724411 原文标题：The “Crisis” in Economics-Fifty Years Ago APA：Schumpeter, J. A. (1982). The “Crisis” in Economics-Fifty Years Ago.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3), 1049–1059. http:·www.jstor.org/stable/2724411 经济史学教授罗伯特·洛林·艾伦（Robert Loring Allen）在《开门》¹一书中指出，熊彼特在日本有六次演讲，至于为什么会选择这篇论文作为熊彼特在一桥大学演讲的原文并整理翻译，后续我会对这次文献研究以及整理翻译的过程做一次全面的探讨。

《现代经济学家的理论工具》²

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

编者³注：

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经济学教授劳林·艾伦（Loring Allen）在为约瑟夫·熊彼特撰写传记时，在哈佛大学档案馆的熊彼特文献中发现了这篇演讲的手稿。根据其存放位置，艾伦博士认为它写于1931年1月至2月熊彼特在日本举办的众多研讨会之一结束之后。在艾伦博士看来，这很可能是1931年1月28日在东京商科大学（现一桥大学）举行的研讨会。由于熊彼特极少照本宣科或看笔记演讲，艾伦博士相信这是在研讨会结束后的当晚，他在帝国饭店的房间里写下的。文稿本身没有标题。上面的标题是艾伦博士的建议，但原标题可能是“现代经济学家的精神态度和科学装备（Scientific Equipment）”——这是档案馆里手稿附近的一张碎纸片上记录的。

当时，熊彼特是德国波恩大学（莱茵-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的公共财政学教授。他发表这篇演讲时，正是在哈佛大学秋季学期任教，并参加了1930年12月美国经济学会克利夫兰会议上计量经济学会的成立大会之后，途经日本返回欧洲。两年后，即1932年秋，他回到哈佛，并在那里生活直到1950年去世。

这份手稿反映的观点，与熊彼特23岁在维也纳获得博士学位那年撰写的第一篇重要文章《论理论经济学的数学方法》以及他的第一部著作《理论国民经济学的本质与主要内容》中的观点是一致的。在他死后出版的《经济分析史》中，他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这篇演讲简洁有力地陈述了熊彼特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看法。

编辑只做了一些微小的修改，如断句、分段、标识章节以及偶尔插入澄清说明，但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更改。该手稿在此发表已获得拥有其文献的哈佛大学经济学系的许可。

一、

在我的祖国，受过教育的人士甚至自诩为经济学家的人中间，普遍存在这样一种印象：我们的学科没有被普遍接受或值得被普遍接受的方法或结果；它由无数相互冲突的体系组成，且在这些体系之间几乎无可抉择；它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对经济生活的哲学思考，对实践并没有太大影响。简而言之，它的状态完全是混乱的，并且陷入了一种永久性的危机之中。当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在于，无论是公众还是我们自己，都无法在定理与其应用之间，以及在定理与哲学或准哲学学说之间划清正确的界限。此外，我们所研究的主题与实际利益以及社会阶级的斗争紧密相连，以至于大多数人很难客观冷静地看待一个科学结果，很难不根据该结果是否符合他们的偏好而对其产生爱憎之情。

这种幼稚病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果一位经济学家宣称英国以战前平价回归金本位是糟糕的政策，而另一位经济学家则认为英国这样做是正确的，人们立刻就会得出结论：一门允许在如此根本重要性的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的科学，其价值肯定不高。他们忘记了，所提到的意见是关于具体实践案例的意见，除了纯粹的科学定理之外，还有许多因素会影响这种意见的形成。这两位对英国货币政策看法截然不同的人，在货币理论上却可能完全一致。他们的分歧可能是由于性情不同、政治观点不同，或者他们对所涉及的不同国家和阶级利益赋予的权重不同。再举一个例子：社会主义作家几乎忍不住要在道德上谴责任何认为当前的失业（或部分失业）与工资率有关的人。他们拼命试图反驳这种观点。但是，无论该案例本身有何是非曲直，在道德上反对任何关于因果关系的陈述，或者将讨论转移到道德领域，与在道德上反对“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被击败”的陈述一样，都是毫无意义的。当然，社会主义者可以赞成高工资，尽管这会造成失业，但如果这一事实能够成立，出于知识上的诚实，就必须接受它。然而，当涉及到我们所有的理想和激情时，很难做到这一点。公众得到的印象是，科学无法提供明确的真理，而实际上正是科学家们受到超科学动机的左右，阻碍了科学去提供真理。

二、

但我想让你们注意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当人们谈论经济学的“危机”时，当他们否认经济学能够对其自身的问题提供任何明确或有价值的见解时，当新的“学派”不断建立，新的先知不断确立其声望时，这一切对这门科学的严肃工作几乎没有影响。称职的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并不像政党或阶级之间的分歧那么大；并且很容易验证的是，你咨询的经济学家越称职，他们在方法和结果等基本问题上的分歧就越小。无论你考察我们学科的哪个分支，一般理论、货币、周期、福利经济学、国际贸易、交通运输等等，你确实会发现很多不负责任的、主要是伪哲学性质的空谈。这就是我们的劣势所在。但如果你知道该向哪些权威请教，你就会发现他们之间的共识，并不亚于任何其他领域中称职的科学家之间的共识。在经济学家普遍具有这种能力的国家——英国，我们确实发现，人们在“基本原理”上的共识最多，几乎没有给学派或先知留下什么空间。

让我们沿着这条线索继续探讨。如果我所说的是真的，我们对经济学讨论不尽如人意的现状的诊断将是：经济学家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相互误解，是因为他们所掌握的科学装备不足。换句话说，我认为我们学科表面上看起来混乱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是由于经济学家不完善的科学训练造成的，这使得他们无法理解像我们这样一门科学能够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也无法理解科学论证的前提和含义到底是什么。由于无法理解这一点，也无法从诸如建立一门经验科学所能提供的智力成就和精微推演中找到满足感，他们只能从外部来看待科学结果——从他们认为可以与之相联系的政治或哲学含义来看待；他们为了体系和空泛的概念争吵不休，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拿一个定理怎么办。因此，许多无休止且毫无结论的讨论——这正是并且一直是我们学科的痼疾——仅仅是因为一方或双方缺乏科学装备，这使得他们不可能抓住问题的真正核心并推导出真正重要的观点——它们全都是没有学过剑术的战士之间的决斗。难怪在公众看来其结果宛如混沌。

我所说的“科学装备”，指的是我们头脑的能力、思维的习惯以及对各种工具的掌握，这些都是几个世纪以来在建立我们周围现象之间一般关系的探索中产生的结果。科学或理论不过是系统化和精炼化的常识，是一种通过经验学到的把握世界的技术，它不像现实生活那样局限于每一个特定的实际例子，而是以一种适用于某一类现象中许多或所有实例的方式。这些精炼的方法首先必须被发现，一旦被发现，就必须被随后的一代代人学习并加以改进。在这个过程中，演变出了一系列对于未受过训练的头脑而言陌生且未知的习惯、技术、方法和概念储备。正是这些心智工具的储备构成了科学家的素养，使他的工作区别于外行的观点，并使他作为一个独特的类型和一种独特职业的成员对社会变得必不可少。

那么，经济学家的素养包括哪些方面呢？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将尝试简要地阐明：如果年轻的经济学家想要超越目前阻碍和纠缠我们学科的庸医们的争吵，他们应该努力征服哪些心智能力。顺便说一句，这个答案也将证实我最初看起来如此大胆和惊人的论点：我们学科的大部分弊病和缺点，是由于许多经济学家在科学上的无能，他们从未学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因为无法胜任科学家的任务，转而投向政治和哲学。

曾几何时，讨论经济问题除了对事实的普通知识和普通的推理能力之外，不需要任何其他东西。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当配第（Petty）和洛克（Locke）⁴讨论法定最高利率的明智性时，当诺思（North）⁵奠定自由贸易学说的基础时，或者后来当休谟（Hume）⁶对他所处时代（及后世！）某些经济政策的谬误发起猛烈攻击时，任何能够理解并批评论证本身的人都可以理解并批评他们。这与我前面所说的一致：每一门科学都源于人们碰巧感兴趣的实际问题，而且起初不过是应用于这些问题的普通知识。在整个十八世纪，经济学一直停留在这个阶段。亚当·斯密的伟大著作总结了当时的经济学知识，但我认为，只要是受过教育的人，都能毫不费力地读懂其中的任何内容，尤其是完全不需要借助任何超出日常经验的概念。

三、

诚然，即便如此，经济学讨论也开始慢慢地与常识分离。当关于一组涉及相互关联的现象的问题的讨论持续了一段时间后，人们会发现某些论证和推理链往往会重复出现，某些概念也会一再重现。人们很快就发现，这些论点、推理方式和概念可以用一种更一般的方式来陈述或定义，这使得它们不仅适用于它们首次出现时所讨论的特定问题，而且适用于某一类的所有问题，甚至是目前还没有人提出过的问题。

人类的心智依据马赫（Mach）的思维经济原则（Denkökonomie）⁷，利用了这一发现。它转向一项任务：在不参照特定问题的情况下推演这些论证和概念。它对这些内容进行提炼，使之成为越来越好的工具，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讨论，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那些否则必须在每个特定案例中重复解决的问题。只要这样做了（起初是无意识的，后来是有意识的），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就出现了。

当然，这一过程在十八世纪一直在进行。坎蒂隆（Cantillon）⁸为研究处理经济问题的一般方法奠定了基础；重农学派出于同样的目的构建了一套精巧的理论机制；许多其他人也尝试了这项任务。因此，即使在当时，如果在讨论经济问题时，一个人不了解正在慢慢演变形成的经济论点和概念的共同储备，那么这就开始成为一种阻碍。我们只需根据后来的争议来审视斯密的《国富论》，就能确信事情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否则就绝不会发生人们在一百年后还会问自己：亚当·斯密是进行演绎推理还是归纳推理的？在多大程度上、在何种意义上他是一个原子论者和个人主义者等等。毕竟，虽然科学不过是精炼的常识，但一旦它成为专门工作者努力的对象，它就开始以往往为“普通大众”所不熟悉的方式来使用甚至最普通的思维过程。

然而，我们再次声明，尽管专门的事实知识以及对现有概念和推理模式的了解正变得越来越必要，以便成功参与经济学讨论，但对当时的经济学家而言，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素养（装备）”。人们有时言之有理，有时胡言乱语。关于经济主题，他们有时表现得更熟悉经济生活的事实和关系，有时则表现得较少熟悉，但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他们都没有使用任何必须预先学习的技术。请允许我补充一点，这一事实部分地解释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进展极其缓慢的原因，以及这一进展中出现的许多中断：一门科学太容易入门并不是什么优势，因为这会吓跑优秀的头脑，吸引平庸的头脑，并形成一股反对成就与精微推演的强大势力。那些意识到自己无能的人会强烈抗议任何试图将该学科提升到他们理解范围之外的努力。不幸的是，我们学科的大量近代史或许可以循着这条思路来解释。

四、

第一位其学说绝对超出了普罗大众理解范围的作者——尽管他们一度同样对他大加赞赏——是李嘉图（Ricardo）⁹。这听起来很奇怪，因为李嘉图本人肯定没有受过特殊的科学训练（装备），并且因为他使用的完全是初级的思维和表述方式，他用来试图说明其观点的数字例子就是明证。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这种表象是不幸的，因为它让普通读者和自诩的经济学家都自以为读懂了他。如果他使用并正式陈述了适合其推理的分析工具（埃奇沃思后来部分地做到了这一点），人们至少会因为被他的篇幅吓退而免于误解他。实际上，李嘉图创造了一种类型的理论，其技术并不那么容易掌握，并且对“普通人”来说是完全无法理解的。因此，他可以用来例证我的第一个论点：处理理论论证的训练是经济学家应当具备的素养（装备）的一部分——而且我认为是首要部分。让我说得更准确些，并把重点放在正确的地方：就李嘉图而言，普通读者感兴趣的是他的自由贸易学说、他对货币本位的看法等等，因为这些才是具有实际意义的东西。如果普通读者喜欢这些学说，他就认为自己是李嘉图主义者，并且理解李嘉图。但是，当然，他连李嘉图的一行字都没看懂。

如果普通读者的这种错误尚可原谅，那么想到在某些国家绝大多数“自称的”经济学家从同样的立场来看待李嘉图，而且对他同样不甚了了，这就确实令人感到悲哀了。在德国，以黑尔德（Held）和施穆勒（Schmoller）¹⁰为最杰出代表的那一代人，大多只关注那些学说，由于不喜欢它们，便对他们所认为的李嘉图对经济生活采取的反社会和“赚钱”态度进行了道德上的谴责。在这里，我们确实不得不说（尽管对例外情况保持应有的尊重），在这一点上存在着完全的知识破产；那些仅仅局限于这样评价李嘉图的科学家们，由此证明了他们不仅不知道李嘉图的理论是什么，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科学理论是什么。如果像黑尔德这样有能力的人受过教育，并学会了如何处理理论，这种事情就不可能发生，他的才华就会结出截然不同的果实。此外，许多无用的争议就可以避免。许多破坏了当时年轻一代思维的所谓教学就永远不会出现了。这就是我的意思，当我说我们这门科学中，即使是现在仍然存在许多令人不满意的地方，部分原因是缺乏理论素养（装备），而不是由于我们学科的性质或特殊困难。

五、

然而，这实际上是不言而喻的。不那么明显但却是事实的是，即使是那些没有如此肤浅和不科学地看待李嘉图，而是试图深入理解其含义的人，大多数也没能理解他。他们逐段地跟随他所说的或似乎在说的话，并试图逐一地讨论和教授这些片段：例如，他们会告诉他们的班级或读者，李嘉图持有劳动价值论、最低生存工资理论、某种地租理论等等，并且有一些论点和事实支持这些观点，也有其他论点和事实反对它们。而学生在听完这些之后，以为他现在已经弄懂了李嘉图的意思。

但这又是大错特错的。首先，如果一个人仅仅是学习并将所有这些或类似的观点加入到他已知的理论清单中，那么这些观点根本毫无意义。一个人应该学习的是如何运用这些理论进行工作，如何分析具体情况，以及如何用它们解决问题。如果不这样做，这些理论就会保持死气沉沉和毫无结果的状态。只满足于传授这些理论的老师，就像一个击剑老师一样，只局限于向学生展示不同的武器，而从不训练他如何使用它们。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直到今天，理论对大多数学生和许多自诩的经济学家来说仍然是毫无生机和毫无价值的。在我看来，在我们的学科中，没有什么比这种习惯更令人震惊的了：将每一部分理论都当作其本身就有价值的知识来对待，在处理完之后，就把它抛诸脑后，而不是一旦掌握了它，就用它来把握现实。

然而，这还不是全部。继续我们的例子，如果教师不穿透这些表面去探究其背后的基本结构（这些理论不过是该基本结构的应用或修改），如果他不展示这种结构的运作方式，以及它如何使关于每一个单独主题的特定理论成为必然并加以协调，那么解释李嘉图关于工资或地租等理论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价值。为了更清楚地表达我的意思，我将简要地指出如何在李嘉图的案例中做到这一点。他的“基本结构”围绕着分配问题。通过一种非常粗略的经验主义，在确定了要区分哪几种收入之后，他面临着这样一种情况，可以用以下说法来表达¹¹：工资加地租加利润等于产品，我们的任务是确定这四个量。这显然是一个包含四个变量的线性方程，因此无法得出任何确定的解。现代理论的成就就在于为我们提供了我们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的其他方程。

李嘉图的做法不同。他没有寻找新的关系，而是试图减少“未知”量的数量。首先，他限制了问题。对我们来说，国民收入（即国民红利的概念 National Dividend）的大小以及每个人获得的实际收入的绝对量是核心问题。李嘉图将其问题局限于相对份额的确定。这使他能够将产品视为一个任意常数，从而使“未知数”的数量减少了一个。然后，他通过把自己置于不产生地租的边际土地上，消除了地租。显然，看清导致李嘉图以那种奇特方式表述地租的动机至关重要。任何未能做到这一点的人，都不能说他理解了那个著名的理论。如果一个人不能将李嘉图提出这一理论的动机与我们在现代理论的不同条件下可能产生的动机进行比较，他就不能对我们是否应该保留这一理论提出合理的意见。

那么，我们就剩下两个变量。对于一个方程来说还是太多了。因此，李嘉图废除了其中一个变量（工资），宣称它们实际上不是未知量，而是一个已知量，在长期中由最低生存线预先决定。请注意，在批判性地评价这一理论时，仅仅通过证明其假设与事实相反来反驳它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我们不能假设工资独立于体系的其他条件而被决定，李嘉图的整个理论结构就会土崩瓦解。并且随之而来的问题，要比仅仅是关于工资本身的问题大得多。再说一次：如果一个人只关注李嘉图关于任何特定主题的理论，而不关注它们与李嘉图学说其他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所扮演的角色，那么就不可能理解这些理论。

要掌握这一点，需要一种不同于仅仅讨论任何单一理论的特定内容的脑力劳动。我们也可以这样表达：在这里，我们必须掌握某种推理技巧，养成某些思维习惯，这些从整体上来说并未隐含在日常思维中，尽管它们的每一个单一要素都隐含其中。这种提出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技术或模式只会变得更加困难，因为正如大多数经济理论家一样，李嘉图并没有明确地表述它，也没有使用任何能够立刻被识别为异于日常生活心智习惯的概念或论证形式。他不是不那么难以理解，而是更加难以接近，正是因为他没有使用任何高等数学。数学确实存在于他的论证之中，其论证本质上就是数学的。但它们必须由读者来重建；如果作者把它们明确地写下来，理解起来会容易得多。我由你们来评判，究竟有多少李嘉图的读者能够胜任这项任务，以及所有关于其学说的争议中，有多少仅仅是由于批评者和支持者都不能胜任这项任务所引起的。

当然，这更适用于后来更完美但也更困难的理论探索。边际效用和边际生产力理论所受的待遇与李嘉图的理论如出一辙，围绕着它产生了一丛密集的争议，其中大部分仅仅是由于批评家未能正确理解它。同样，和李嘉图的情况一样，它被仅仅看作是一种学说，你可以通过阅读来掌握它，并且在读完之后，你可以接受或拒绝它；而不是被看作其本来的面目——一个理论工具库，你必须训练自己使用它，然后才能对其是否有用发表任何意见。

在这里，对于任何对微积分中所体现的关于边际、极限、函数和微分的奇特逻辑一无所知的人来说，基本概念本身就很难被理解。因此，在这里，我们的科学明确地达到了一个临界点：一种异于日常生活思维模式的技术的存在，以及一种特殊素养的必要性变得显而易见。边际效用理论的三位创始人中有两位用微积分的语言来表达它，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即使是门格尔（Menger）、维塞尔（Wieser）和庞巴维克（Böhm-Bawerk）¹²没有这样做，但他们的论证易于用微积分公式化，以及他们表述的缺陷可以追溯到他们未能掌握微积分这一事实，都证明了这样做的必要性。

这一点在庞巴维克的案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比门格尔走得最远，并深入研究了新的困难问题。就像李嘉图一样，他努力通过算术例子使自己的意思清楚。他有多么不成功，可以通过大多数经济学家即使在今天仍然不知道他真正的贡献是什么这一事实看出来。如果被问及这个问题，他们肯定会指向庞巴维克对利息现象的解释。但比这更深的是，他试图在消费品存量、生产周期的长度、工资率和利率之间建立一种函数关系¹³。现在，几乎不可能通过阅读理论的常规方法来欣赏这一点。对理论工具的熟悉，只有通过严格的训练和长期的经验才能获得，这是对其形成任何意见以及能够用它做任何事情的先决条件。结果是，即使在现在，我们的学科也尚未从那位伟人的劳动中获得充分的益处，他的工作所引发的文献在很大程度上毫无价值。

但我们不必说得那么远。即使我们只停留在关于边际效用或边际生产力的基本命题范围内，很明显，一个人必须理解边际（或无穷小）分析的性质，才能用它进行工作。我们只需看看霍布森（Hobson）或凡勃伦（Veblen）¹⁴，事实上几乎是任何反对者的异议，就会明白他们并没有满足这一必要的要求。在这里，争议和混乱同样不是源于该学科的困难，而是源于我们自身缺乏训练和素养。

在瓦尔拉斯（Walras）的案例¹⁵中，在古典学派和奥地利学派著作中潜伏在暗处的胚胎，现在大白于天下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在这里，我们所需要的素养清晰无误地显现出来，并且在这里，经济理论终于用她特有的语言说话了。它与日常思维形式的决裂是彻底的，普通读者也被迫意识到这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瓦尔拉斯的著作揭示了经济学中最普遍的真理，并解决其最根本的问题，这种方式尽管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并已经受到后来工作和更强大方法的影响，但必须永远被视为经典的。但是，当不朽的《纯粹政治经济学要义》问世时，它们起初完全未能引起注意，这高度反映了我们领域中普遍存在的状况。后来，当再也不可能默默地忽略它们时，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态度同样具有代表性：他们只是拒绝承认他们不理解的东西适合我们的科学，并开始与“自然主义错误”或“机械类比”作斗争，这在我们学科的历史上，不得不被解释为一种企图：试图将经济学从严谨的科学思维中拯救出来，并将之保留给伪哲学辞藻的迷雾和幼稚之中。

我们已经看到，自李嘉图时代以来，经济理论的更深层含义超出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理解。只是他们自己不知道。现在，当这令人不快的真理摆在他们面前时，他们试图否认或尽量减少其必然的后果。也许这只是人之常情。但是，当然，这种态度对科学进步造成的损害是严重且持久的。至少在实质上克服这一僵局的功劳属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¹⁶。凭借其谨慎而坚定的态度，通过对新理论提出较少而非过多的要求，通过看似让步¹⁷的姿态，他慢慢争取到了支持——首先是一群才华横溢的他本人的学生，后来是许多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使他们要么效忠于较新的方法，要么至少保持一种中立态度。当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直到现在，反对者一直（并且依然）享受着显著的成功，因为他们宣扬的正是迎合人类心智惰性的东西。

那么，这就是目前的状况。精确经济学已经确立了自身的地位。但迄今为止，只有少数人彻底理解它，而掌握到能够运用它并进一步发展它的人，仍然是一个非常小的群体。由此产生了一种现象（我必须承认在任何其他科学史上都找不到类似的例子），即即使在专业经济学家中，完全称职的人也相对罕见；当前的经济问题讨论几乎总是显示出一个可悲的事实：参与讨论的一些人，甚至有时是所有人，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谈论什么。

而这一点，没有别的，正是我们科学所遭受的根本弊端，也正是它解释了人们普遍认为该学科存在的问题。只要经济学家们认识到，这门科学必须像其他任何科学一样进行学习和训练，在掌握其技术之前，你不能对其或其问题提出任何观点，它大部分（即使不是全部）明显的缺点就会消失。这正是我特别想要灌输给年轻一代的，他们的伟大任务是从当前的混乱中走出来，消除无益的争议，协调他们的努力，并在新领域开启繁荣的探索——由于我们缺乏训练造成的精力浪费，以及随之而来的讨论的贫乏，至今仍阻碍着我们开拓这些新领域。

然而，如果认为我所说的“必要的素养”，就经济理论而言仅仅指一些高等数学知识，那就错了。诚然，我认为这种知识即使在现在也是非常有用的，而且年轻人必须明白，在他将要生活于其中的未来，如果没有它就不容易成为一名称职的经济学家。我认为，对于一位科学的经济学家来说，积分不应该再是个谜。因此，我确实会敦促任何学习经济学的学生，特别是如果他的主要兴趣在于理论，去获得最低限度的数学经验。这个最低限度对每个人来说并不一样。一个只希望正确理解我们的基本概念，并能跟上数理经济学家更重要贡献的人，实际上需要的很少，对微积分基本概念进行最短、最基础的介绍就足够了。一个想要了解迄今为止所做的一切工作，尤其是想自己从事这类工作的人，当然必须将其学习相当深入地扩展到微分方程理论、变分法、解析几何等方面，他还必须通过深入了解数学在其他科学中的应用来锻炼自己。

但是，关于经济学家科学装备中指代理论训练的那一部分，我指的不仅仅是数学。相反，数学只是一种辅助工具，尽管是非常重要的辅助工具。未来的经济学家必须在其中训练自己的是理论本身，即构建和使用概念和定理，并用它们来把握我们事实的艺术。每个人都知道，要下国际象棋，仅仅知道棋子是什么以及它们如何移动是不够的。同样应该清楚的是，仅仅了解定义和定理并不足以进行科学游戏。然而，一条小小的实用建议，将比任何比喻都更有用。¹⁸

编者注：熊彼特的草稿以这句话结束，但由于它暗示了一个未完成的想法，他大概是打算补充些什么。显然他从未补充。在另外附上的一页上，有下面这个不完整的句子：

如果允许任何不理解物理学是怎么回事的人，将在学习一门学科时心中总是会产生的自己的无知和怀疑的虚构，当作新理论或者当作对该学科专家提出的理论的有效反对意见的话，物理学中的情况也会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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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tnotes

1. 译注：英文书名：Opening Doors: The Life & Work of Joseph Schumpeter，这是一本很经典也很老的熊彼特传记了，1991年出版，中文版在2003年、2011年均出版过，当然在国内更著名的关于熊彼特的传记是另一本2007年发表，2014年翻译成中文的作品，《创新的先知》，这本书是由哈佛商学院的商业史教授托马斯·K·麦克劳在晚年完成的。值得注意的是，《开门》的作者是在出版前后去世的，而《创新的先知》作者在07年发表这本书之后也于2012年离世，这意味着这两部作品既可以说是两位杰出学者一生研究熊彼特生平的成果的集合，也可以说都难免存在一些不足和缺憾。这两本传记的风格差别很大，也是值得品味的作品。 ↩

2. 译注：为什么使用这一标题的理由在于，这篇论文开头的编者注释中提到了这篇手稿的原标题可能是“现代经济学家的精神态度和科学素养”，而经译者查询艾伦的原作发现作者查阅了当时的一份学生刊物《一桥新闻》（Hitotsubashi Shimbun/Ikko Shimbun），其中提到了对熊彼特本次演讲的宣传和演讲题目“现代经济学家的理论工具”，书中原文“He spoke in English for about two hours on Theoretical Apparatus of Modern Economists.” ↩

3. 译注：本篇文章发表者罗伯特·洛林·艾伦（Robert Loring Allen）。 ↩

4. 译注：威廉·配第与约翰·洛克，17世纪晚期古典政治经济学先驱。配第首创“政治算术”（经济统计学前身），洛克则从自然权利角度探讨了法定利率问题。 ↩

5. 译注：达德利·诺思（Dudley North）。重商主义时代极其罕见的自由贸易先驱。他在《贸易论》（1691）中比亚当·斯密早近百年就论证了贸易的互利性以及市场自发调节的逻辑。 ↩

6. 译注：大卫·休谟（David Hume），苏格兰启蒙运动核心人物。他提出了著名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Price-specie flow mechanism），用严密的逻辑反驳了重商主义“囤积金银能致富”的谬误，是早期货币数量论的基石。 ↩

7. 译注：物理学家恩斯特·马赫提出的科学哲学原则。指科学的本质是用最少的心智努力（最“经济”的方式）去系统地描述经验事实。这里熊彼特是想表达经济理论的抽象化是为了降低认知成本，从而在未来解决同类型问题或现象时可以使用同样的分析路径。 ↩

8. 译注：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其遗作被视为经济学史上第一部系统性的理论著作。他首次清晰描述了经济的“循环流转”与企业家的核心作用。 ↩

9. 译注：大卫·李嘉图，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最高峰。熊彼特极度推崇其高度抽象的演绎推理模型（即后人所称的“李嘉图恶习”）。李嘉图是第一位其分析方法真正超越大众常识、需要掌握其特定“理论机器”才能看懂的经济学家。 ↩

10. 译注：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该学派强烈反对古典经济学（如李嘉图）的抽象演绎法，主张经济学应基于历史归纳，并带有强烈的伦理与国家干预导向。熊彼特在此对这二位进行了一番严厉的批判。 ↩

11. 译注：熊彼特在此用现代数学重构了李嘉图的分配模型：工资($W$) + 地租($R$) + 利润($P$) = 总产出($Y$)。为求解该方程，李嘉图假定工资为维持生存的常数，并引入不产生地租的“边际土地”消除了$R$，从而成功推导出利润率的变动规律。 ↩

12. 译注：奥地利学派的初代“三驾马车”。1870年代“边际革命”的核心力量。他们用主观效用与边际分析彻底重构了价值理论。熊彼特虽然指出他们没有使用数学来表述自己的观点，但其底层逻辑是微积分式的求极限过程（算是为奥派大佬们挽尊了一下？） ↩

13. 译注：指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庞巴维克的“迂回生产理论”。他试图将资本（消费品存量）、生产周期长度（迂回程度）、工资率和利率这四个变量构建为严密的函数关系。这是早期资本理论的核心基石。 ↩

14. 译注：新古典经济学的著名异见者。霍布森是消费不足理论的先驱，凡勃伦是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两者均猛烈抨击边际效用学派的静态与机械化假设。熊彼特讽刺他们的批评往往源于未受过微积分极限逻辑的训练。 ↩

15. 译注：里昂·瓦尔拉斯于1874年出版的巨著，开创了一般均衡理论（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首次使用联立方程组对整个经济体进行数学建模。熊彼特将其视作现代经济学拥有严密“科学装备”的最高典范。 ↩

16. 译注：新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剑桥学派创始人。他整合了古典学派的成本论与边际学派的效用论，建立了至今仍在使用的“供需剪刀”局部均衡分析框架。 ↩

17. 译注：“让步”指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撰写《经济学原理》时的著名策略。为了不吓跑商界读者和老派学者，他将所有微积分推导和复杂的数学图表全部隐藏或移至附录，在正文中仅保留文字表述，以此换取新理论的平稳着陆。学术老梗了属于是😂 ↩

18. 译注：熊彼特手稿的原文到此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