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访日期间演讲（1/6）：商业周期理论

原文链接：https:·schumpeter.info/schriften/Japanische%20Vortraege.pdf

以下为SCHUMPETER-ARCHIV网站¹上的三篇演讲稿中的第一篇整理后的中文翻译稿。熊彼特访日期间的演讲因为内容较多我会分成六个部分进行编辑，我为其中一些语义不清的部分均做了注释，供参考：

在日本期间的演讲（1931年）

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

熊彼特在访问日本期间（1931年1月25日至2月13日）所作的演讲原稿目前很难获取。我²谨在此记录这三次演讲：

《商业周期理论》

《经济学的现状》（或《论体系、学派与方法论》）

《国际商业政策现状》

Shin Kuboa³和Harald Hagemann最近在《经济学展望杂志》（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17年第31卷第1期，第245-255页）上发表了熊彼特的一份备忘录摘录，该备忘录是他当时交给一位日本熟人的，此前仅有日文版本可见。熊彼特在该备忘录中探讨了世界经济危机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以及近期失业的原因和相应的补救措施。在这里，他非常严谨地区分了两种情况：一种是狭义上由经济周期内在经济因素引发的问题；另一种则是这些问题所诱发的社会和政治反应（或错误反应）。

《商业周期理论》⁴

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

序注：

以下文章包含了作者于1931年1月30日在东京帝国大学所作演讲的实质内容。作者非常荣幸能将他的论点呈献给《经济学论集》的读者们。本文未专门探讨当前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仅顺带提及），因为本演讲旨在阐述一般性理论问题，而非针对某个特定案例。作者希望强调的是针对该问题的科学研究，而非其现实层面的应用。给学生的提示以及其他读者不感兴趣的内容已被省略。该主题的趣味性并未因此而减少——无论如何，若真如此，则错在作者本人。

一、

每当出现经济萧条时，商界人士总试图用特定的不幸事件来解释它，例如战争、政治失误、社会动荡等。他们这样做是完全合理的，因为每一次萧条都呈现出其独有的特征，而这些特征通常足够重要，值得我们给予其极大的关注。例如，我们今天所目睹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显然因为农业生产形势、许多国家的通货紧缩政策、缺乏弹性的工资水平等因素而加剧，因此人们自然会认为，这些因素可以充分解释当前世界所遭受的一切苦难。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即使没有上述所有因素，即使经济活动未受任何此类事件的影响，我们仍然会经历萧条——尽管程度会温和得多，因为经济活动本身就表现出繁荣与萧条周期的节律性重演。

证明这一点正是经济危机理论——或者用我们现在更倾向于使用的说法，“周期”理论或“波动”理论——的任务。在本文中，我们将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一方面；为此，我们将忽略所有其他情况，尽管这些外部情况有时对商业的影响要比经济活动本身的节律强烈得多。但是，尽管为了理论研究的需要，也为了使根本问题清晰显现，我们必须假设不存在外部干扰原因，然而在统计学上做到这一点却很困难。理由很明显，统计序列——例如关于价格、收入、产量、银行票据交换额、贷款和贴现、准备金率、利率、货车装载量、建筑合同及其他许多指标的年度或月度序列——不仅会显示出周期性波浪运动的影响，还会显示出那些外部因素的影响，如地震、社会动荡、商业政策变化、金矿发现、偶然的农业收成波动等等。在美国，我们有大约40种此类经济序列，但其中大部分只能追溯到1919年，只有约三分之一能追溯到本世纪初，少数能追溯到1875年左右，而唯一能追溯到1790年的只有价格序列。哈佛经济服务（Harvard Economic Service, HES）⁵是所有旨在分析和预测商业形势的出版物中最著名、最优秀的一个，它试图通过消除季节性波动和长期变化（即所谓的“趋势”），来揭示商业周期。但它并没有令人满意的方法来同时消除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影响，即哈佛经济服务所称的“不规则性（irregularities）”。当然，我们对商业形势历史和单一产业历史的了解会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存在明显的不规则性以及它们是什么。但是，由于我们很少（如果曾经有过的话）能处于可以测量它们的位置，它们就会扭曲我们的统计数据，使得“周期”和“趋势”看起来与实际情况不同。这种尚未被克服的困难，在我们在实际或理论上使用我们所掌握的统计数字序列时，必须始终牢记于心。这就是为什么那些遭受了剧烈不规则因素（如战争及战后时期）影响的时期的数字，不能被用来为更正常的时期进行推论的原因。但是为了理论的需要，我们可能并且必须假设这些不规则性不存在。

我想补充的是，即使是对季节性波动（例如价格、销售额、建筑施工的季节性变化）的消除，也并非完全令人满意。然而相对而言这是一件小事，我将假设我们能够消除它们，并且不再进一步讨论。还有一点需要提醒：我已经说过，统计方法无法消除不规则事件的影响，这一事实扭曲了趋势和周期。我们通过使用最小二乘法（OLS）对数据进行所谓曲线“拟合”（大多数是直线）并从统计数据中得出趋势值。然后我们将“趋势值”从数据中减去，进而得到偏离趋势的周期性偏差。很显然，如果趋势本身是错误的，这些（周期性）偏差也必定是错误的。但是，退一步讲，即使我们的方法完全正确，我们仍然无法对序列间的因果关系妄下定论。例如，如果我们看到低利率总是出现在繁荣之前，我们不能得出结论说低利率是繁荣的原因。事实上，它并不是。繁荣之前是萧条，而在萧条期间对贷款的需求很小。因此利率下降，且由于没有任何萧条会永远持续下去，迟早会被繁荣所取代，这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低利率会发生在繁荣之前了。但这绝不意味着低利率是繁荣的原因，这就好比黑夜发生在白天之前，并不意味着黑夜是白天产生的原因。这告诉我们，统计数据永远无法解释事物本身，除非统计数据本身能被理论分析所解释。因此，我们应当对许多作者或机构的主张保持警惕。他们自称能用统计数据或某种“统计理论”来解释周期，但他们实际上所做的，只是用某种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持有的理论来解释他们的统计数据。而这种理论由于是（他们）潜意识中（接受）的，从而逃避了（他们自我）批判，并且可能是一种非常粗陋的理论。

二、

在经济学发展的极早期，实际上也就是一百多年前，人们就观察到了“危机”现象，即以破产、恐慌和民众的苦难为特征的崩溃。这些危机起初被视为由于人们犯错或犯罪而发生的不幸，它们并非必然发生。但早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期，当这些危机一次又一次发生时，经济学家们开始认识到这一现象中存在着某种规律，它不能用特定的不幸事件来解释，而是经济系统本身固有的某种东西会导致这种不时发生的崩溃。在那个时代，演化出了最简单的理论，如生产过剩理论或马克思的消费不足理论。

也正是在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经济学成就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⁶证明了不存在普遍的生产过剩。即使在今天，一些人如果能试着去理解这一定理也是大有裨益的，它在反驳那些过于原始的解释时尤为有用。让我们以生产过剩理论为例。当危机已经发生时，商人们发现他们的商品很难卖出去，于是他们便说生产得太多了。生产过剩理论只不过是用大量的言辞，表达了每个人在看待危机时所产生的直观印象。但我们只需掌握萨伊定律⁷，就能永远摆脱这种谬误。想到这种陈旧的错误观念至今仍被许多杰出的作家所持有，实属悲哀。

但在19世纪，对这一现象的分析迈出了第二步，这同样是由一位法国人完成的。在任何关于经济周期研究的历史中，他的名字都必须被光荣地提及——他就是克莱门特·朱格拉（Clément Juglar）。他发现，前几代人所称的“危机”并非孤立的事件，而仅仅是一种更深层的波浪式运动中的要素。危机不过是从繁荣转向萧条的转折点，而繁荣与萧条之间的交替才是真正引人入胜的现象。

前几代学者们问道：为什么我们不时会遭遇经济崩溃？后继者们则问：为什么经济进步不像树木生长那样平稳进行，而是以繁荣与萧条循环往复的阶段形式呈现出“波浪式”运动？于是，“危机”的问题退居次要地位，而“周期”的问题浮现了出来。

这一发现确实是所有后续研究工作的起点。当我二十五年前开始思考这一现象时，我仅仅希望解释这种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并假设它只是单一的一种现象。但随后，通过对历史进行更全面的分析，另一个事实浮现了出来。我也像许多人一样，开始怀疑经济活动是否真的仅服从于一种波动。一些卓越的学者，其中包括斯皮托夫教授（Arthur Spiethoff）和康德拉季耶夫教授（Nikolai Kondratieff），发现有时是繁荣阶段，有时则是萧条阶段表现得更为显著，并具有更大的强度和持续时间。换句话说，人们发现了另一种跨度大得多的波浪式运动，它似乎与第一种波动共同进行。

第一种周期我们称之为朱格拉周期（Juglar-Cycle），持续约8到11年⁸；而我们称为“长波（Long Waves）”的另一种周期⁹则要长得多。其中第一个长波在大约1785年兴起，于1814年达到顶点，在1842年或1849年回落。随后第二个“大波浪”兴起，于1873年达到顶点，并一路下行直至1894年。第三波始于1895年，在1914年后的某个时间点达到顶点，目前正处于下行阶段。这意味着什么？经济活动并非仅受一种波动的制约，而是至少受两种不同波动的影响。假设你有一潭静水，向其中投入一颗大石子，从而产生一圈波浪。当这圈波浪还在推进时，再投入一颗较小的石子，在大浪之中产生另一圈波动，这便类比了经济活动中发生的情况。

但在1923年，基钦先生在《哈佛经济统计评论》（Harvard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上的一篇文章中证明了，或者说使其具有了高度的可能性：存在持续约40个月的第三种波浪¹⁰，而更晚些时候我们发现，至少在价格序列中，存在一个大约22年的周期，现在有时被称为“主周期（Major Cycle）“¹¹。

因此，经济进步是以波浪的形式演进的，而且，它并非只有一种波浪，而是至少有四种波浪在同时运行，甚至可能更多。以美国为例，我们经历过如下的40个月周期：1893年、1896年、1900年、1904年、1907年、1911年和1914年都曾出现萧条，随后是世界大战。从1921年起，这一小周期似乎重新开始，1921年、1924年、1927年和1930年均为萧条年份。在同样的资料中，我们也观察到了朱格拉周期，1873年、1884年、1893年、1900年、1907年都是萧条年，1914年本可能是另一个日期，但世界大战显然干扰了数据。如我们所知，1930年是一次极其严重的萧条。为什么？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区分的所有类型的周期都处于下行阶段，因此它们相互强化；而如果在任何时候只有一个周期表现出萧条阶段，而其他周期正处于上升阶段，其影响则往往会相互抵消。当所有波浪都下行时，就会出现一个巨大的谷底；而当它们全部上行时，则会出现一个巨大的波峰。因此，我现在谈谈我们问题最新且最重要的表述方式。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崩溃？第二个是：为什么经济进步不能平稳地进行？而现在，真正的问题又有所不同：我们该如何描述和解释我们在经济活动中观察到的不同波浪之间的干涉？

三、

我觉得有义务呈献这一最新的视角。现在我回到先前的问题，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将仅限于对朱格拉周期的解释。朱格拉本人曾写下过一段精辟且重要的名言，这极大地便利了这一解释工作，他写道：“萧条的唯一原因就是繁荣。”这句话内涵丰富，我想对其进行一番评论。近来，我们总是将繁荣时期视为社会福利增加的幸福时期，而将萧条时期视为充满苦难的悲惨时期。这种印象首先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在萧条中，商人因为交易结果可能变糟、因为存在大量破产等等而感到忧虑；大众因为失业而感到不幸；财政部长们因为税收萎缩而感到不快。但如果我们观察得更仔细一些，就会发现业务总额的萎缩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而且这种萎缩主要局限于建筑业，而物价的下跌实际上使社会的广大阶层受益。

繁荣时期所发生的一切，无论其本质为何，无疑是对均衡的一种扰动。萧条则是经济活动借以自我调节，从而适应前一繁荣期所带来的变化的时期；正如朱格拉率先指出的，它是经济有机体对繁荣期所发生之事的反应，或者换个说法，它是经济活动为了达到一种包含繁荣所创之新条件的新均衡状态而做出的尝试。因此，如果我们能成功解释繁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成功发现经济变动为何不平稳顺利地进行、而是阵发性地（by fits and starts）进行的原因，那么我们就解释了萧条。

这个原因并不难寻找，它就存在于经济进步本身之中。经济活动因三种不同的原因而发生改变。首先，它受来自经济领域之外的不规则影响而改变。正如我之前所言，当我们要探究“若无这些影响，周期是否依然存在”时，必须将此类因素剔除。其次，存在一些产生改变的力量，但这种改变是缓慢且连续的。例如，人口增长确实也是对均衡的一种扰动，但由于它是持续发生的，且在任何特定时间点进入经济活动的劳动者人数都相对较少，这种增长能够被吸收而不产生任何剧烈的动荡。储蓄也是如此。它们是连续不断的现金流，并被持续地吸收。

然而，经济变革的第三种力量确实会产生扰动。这就是更具体地被称为“进步”的东西，主要由生产方法的改变组成。正是这种力量最强烈地改变了经济活动的面貌和结构。例如18世纪引入机械纺纱机，以及距我们更近的汽车制造业；商业习惯改变的例子是爪哇和马来诸州种植园的橡胶取代了巴西橡胶。正是这种以不同且更经济的方式做事，使得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变得越来越富有。

你们现在会问，为什么这些创新不被视为持续不断地引入，以及为什么它们是均衡受到剧烈扰动的原因？我将用一个例子来回答。1904年之前，没有人认为汽车能成为大众消费品。没有人知道每年卖出数百万辆汽车是有可能的。但有一个人，福特先生，他知道。于是他建立了一座巨大的工厂以生产廉价汽车。起初，他可以在没有任何竞争的情况下销售它们，并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但一旦福特先生开办了他的工厂，其他人看到这是可行的，模仿起来就很简单了。竞争对手在美国出现，在意大利、德国、法国和英国，新的公司开始生产廉价汽车。所有这些人都涌入这个行业，追随其巨大成功的足迹。于是，一个伟大的新产业成长起来，美国人直接和间接地将超过15%的收入花在该产业的产品上。这意味着经济活动的一次巨大扰动，而在这个故事里，你们就找到了对繁荣与萧条的解释。

新事物是难以付诸实践的，它们伴随着一种完全不同的风险，即执行未经经验验证的（生产）流程的风险。事实上，尝试者中十之八九都会失败，但如果有一个人成功了，人们就会追随他一涌而入。这就是为什么进步是成群结队涌现的。汽车如此，电器、新化学品的发明、或者更早期的例子，铁路等产业也是如此。研究经济史，我们发现周期的上升阶段都由某个正在扩张工厂设备的新产业所主导。因此，创造了新产业或新企业的进步制造了繁荣，并在繁荣之后带来了萧条。但为了解释这一机制，我将请你们随我再进一步。我们现在要迈出的这进一步涉及的是信贷（Credit）。

四、

为一个新产业融资意味着银行信贷的扩张。显然，一位正在建设并装配其工厂的企业家，手头尚未有销售收入可供支配，而如果是已建成的工厂，则可以使用销售收入来为当前的生产融资。他通常不得不求助于信贷，所有的新产业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被孕育出来的。这种信贷可以由其他人的储蓄来提供，但作为一般规律，这个来源必定是不足的，确切的原因在于，需要融资的绝不是一家或几家新工厂，而是大量的工厂或整个行业；这是由于前面提到的事实，即一个人的成功会吸引一大批想做同样事情的人跟随。信贷需求与商业活动同向波动，正如我们所说商业活动是“成群结队”发生的那样，信贷需求也必定如此。银行通过所谓的“信用创造”（Credit-creation）来满足这种需求，也就是说，他们通过发放新贷款并将相应金额记入借款人的经常账户（活期存款账户）来扩张信贷，而没有任何准备金资源的增加。借款人针对这些信贷签发支票，就像他们自己或他人代他们存入了同等金额的硬币一样。如果银行这样做，它们不仅是在转移，而且是在创造购买力。结果是，我们可以预见繁荣时期的物价水平会上升，因为现在流通中的支付手段更多了，而商品的数量却仍与之前一样。企业家们正在建设并装配其工厂，购买原材料、机器等，支付工资和薪水，但他们尚未生产出任何东西。因此，起初是建设和设备所需材料的价格上涨，然后，由于工薪阶层和其他人支出的增加，消费品价格也随之上涨。这解释了我们在繁荣时期总是能观察到的物价水平上升：当然，一旦这种价格上涨开始，所有商人——甚至是那些与正在创建的新产业毫无关系的商人——都会希望从中获利，并试图扩大业务，向批发商和制造商下更大的订单，向他们的银行要求更多的信贷等等。于是乎，“繁荣”不断蔓延，直至覆盖整个经济有机体，以至于许多观察者对它的起源失去了视野。因此，为了将被繁荣引发的这些现象与其根本过程（它们仅仅是结果）区别开来，给它们起一个专门的名称是有用的。我称它们为“次级波浪”。尽管是次级的，但这些现象在具体情况中往往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尽管如此，繁荣时期的基本特征其实并不是向各个方向的全面扩张，而是为了新目的而进行的生产能力扩张。因此，我们在繁荣时期总能看到对建筑材料、机器、生铁、钢、铜等的需求增加，这在我们的统计数据中表现得极其明显。

此时，包含新生产方法和新商业组合引入的产业变革，过一段时间后，将通过新工厂源源不断流出的消费品的形式产生其结果。而这——尽管听起来很奇怪——同样也导致了萧条。这听起来很奇怪，因为人们会认为，新产品的出现是对满足我们需求手段的补充，意味着社会福利的增加，理应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欢迎。将这笔新增财富涌现的时期冠以“萧条”这一阴暗的名称，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事实也的确如此。新产品确实增加了福利，因此将它们出现的时期与“不幸”的概念联系起来是不正确的。然而，这种出现创造了一些现象，这些现象足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将这一时期称为“萧条”，以及为什么人们恐惧并讨厌它。因为，首先，新产品意味着（对旧均衡的）扰动。如果新的生产方法能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商品，以较低成本运作的新工厂将会在价格战中击败旧工厂，并导致其亏损甚至破产。这是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过程，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意味着苦难。如果所实现的进步在于引入一种新商品，情况也会类似，因为这种新商品将与一些其他商品竞争消费者的钱。失业和不规则的价格波动将成为这一时期的特征，其意义在于为寻求一种新均衡而斗争。只要这种状况持续，就无法引入进一步的创新，因为没有人知道最终结果和由此导致的生产成本将会是什么。这就是那句话的意思：进步本质上是对（旧）均衡的扰动，而萧条本质上是通过淘汰已经过时的经营方法、工厂和公司来建立新均衡的时期。

但这还不是全部。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常规经验法则都会崩溃，价格剧烈波动，因为采用了更好技术的新投资与之竞争，旧有的投资变得一文不值；在这样的局势下，错误、恐慌等必然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因此，情况非常明朗：尽管从长远来看，工业进步可能是一件幸事，但它也可能并且通常的确是以对那些经济生存维系在旧方法上的人意味着灾难的方式发生的。

我们无法详细说明这种关于萧条的解释是如何应用于个案的，以及它是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同一国家在同一时期不同公司的生产成本差异为何如此巨大，理解那些感觉无法应对竞争的人为何向政府呼救，以及如果这种进步是在另一个国家实现的，他们为何会呼吁关税保护。但我们必须强调另外一点。

当企业家完成了新工厂的建设，装备了机械和原材料，当他们开始生产，新的商品如溪流般涌出时，如果他们的计算是正确的并且获得了成功，他们将赚取利润进行销售，直到被这种利润吸引而来的竞争将这种利润抹平为止。因此，他们的收入将大于他们当前的成本，当他们把这些钱存入银行时，他们的债务就会被清偿。这是理想的情况：只要有必要，他们就能享受超额利润，以便将投资偿还给债权人或自己。但请注意这对于信贷系统意味着什么。如果支付手段是为了贷款目的而创造的，那么清偿债务就意味着消灭支付手段：银行在发放贷款时，实际上只给了借款人对其提取存款的权利，而正是借助这种提款权，企业家（至少部分地）支付了设备、原材料等费用。现在，随着这些贷款的偿还，这些权利消失了；换言之，正如通过银行贷款为商人创造了活期存款一样，当商人偿还贷款时，这些活期存款就不复存在了。因此，就在我们看到消费品流动增加的同时，支付手段的总量却减少了。如果在繁荣时期，创造了支付手段而商品没有相应增加，那么在萧条时期，生产出了商品不仅没有伴随支付手段的增加，反而伴随着支付手段的减少。因此，萧条期的物价下跌是我们应该预料到的，而由于物价在每次萧条中实际上确实下跌，这验证了这一理论。在繁荣时期发生的事情与政府发行纸币所造成的通货膨胀之间有一些相似之处。而在萧条时期发生的事情则可以比作通货紧缩。但这不同于因非生产性目的滥发纸币引发通胀后、不得不采取的那种货币紧缩，它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并没有任何人刻意去追求它。因此它可以被称为“自动通货紧缩”或“自我通货紧缩”。

现在，这个过程毫无疑问使得萧条比原本的程度要糟糕得多。因此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些学者甚至过分强调这一点，而将周期称为一种纯粹的货币现象。但即便我们理解这种观点，我们仍然不会同意它。因为，首先我们已经看到，在周期的机制中，信贷系统并不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因素。它使自己适应来自企业家的需求，并屈从于由于他们偿还贷款而造成的收缩。在这两种情况中，它的角色都相当被动。其次，我们已经看到，虽然信贷的自我紧缩使情况恶化，但即使没有它，萧条依然会发生（尽管会温和一些）。鉴于人们普遍倾向于通过信贷政策来补救萧条，这一点尤为重要。

这些便是我希望向各位呈现的商业周期理论的基本特征。最后我想强调的是，我绝不认为它能完美解释周期历史中的每一个细节，周期历史太受不规则因素的影响，因而无法完全听命于纯理论论证的解释。尽管如此，我们的统计序列仍与它相当契合。价格、收入、物质生产量、失业率、建筑合同、银行票据清算量、未偿还贷款等，它们的变动极大程度上正如这一理论所预期的一样。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对其结果抱有信心，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繁荣与萧条的交替，正是工业进步——或者像我更喜欢称呼的那样，“创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实现的方法。或许请允许我补充一点，尽管我刚才只谈到了朱格拉周期，但同样的解释原则也适用于我们迄今通过统计发现的其他波浪运动。然而，在我们能够满怀信心地谈论这一点之前，还有大量的科学工作要做。科学家们的任务就是要去做这样的工作。至于有关补救措施和政策的推论，则远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如果研究成果确立得足够清晰，它们自会说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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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tnotes

1. 译注：关于资料来源与原文编辑者的介绍：SCHUMPETER-ARCHIV（https://schumpeter.info/）是由Ulrich Hedtke博士整理编辑的一个关于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文献档案网页。这是一个权威的数字资源库，提供了关于熊彼特的完整作品录、讲义记录、政治备忘录以及此前未曾公开的各种学术资料。Ulrich Hedtke与Richard Swedberg合作编辑了多卷本的《约瑟夫·熊彼特书信集》(Joseph A. Schumpeter: Briefe/Letters)以及关于熊彼特政治著作的选集。他出生于1942年。在1976年至1991年间，他曾担任原东德（DDR）科学院（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他于1990年完成了教授资格论文。（来源：https://www.isbn.de/person/Ulrich+Hedtke） ↩

2. 译注：Ulrich Hedtke，即熊彼特文献库的编辑。 ↩

3. 译注：这里编者搞错了名字（或者上传到网站时OCR识别错误导致的）,这位作者的英文罗马音应为Shin Kubo，是日本关西学院大学经济学部的一名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学与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历史。这里是这位教授的页面，似乎很久没有更新了：https://global.econ.kwansei.ac.jp/people/kubo-shin#:~:text=Shin%20Kubo’s%20research%20interests%20are%20in%20the,from%20the%2018th%20to%20the%2019th%20century. ↩

4. 原注：Keizaigaku-Ronshu (The Journal of economics) 4. (1931), S. 1-18. 日文：《景気循環の理論》，《経済学論集》，新辑第 1 卷，第 1 期（N.S. 1(1)），第 1-18 页。译注：这篇演讲是熊彼特在日本访问期间的第三篇演讲，于东京帝国大学（即今日的东京大学）举行。『経済学論集』于大正11年（1922年）创刊，其前身是短命的创办于1920年的《经济学研究》（但这是另一个有趣的故事了，后面我找机会补上），是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独立后创办的核心学术期刊，目前由东京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及经济学部）负责编辑与出版发行。 ↩

5. 译注：哈佛经济服务，Harvard Economic Service, HES，哈佛经济服务是1922年由哈佛大学的Charles J. Bullock运营的一个经济预测机构，以统计学家兼经济学家 Warren M. Persons开发的模型为基础，即著名的哈佛ABC曲线，并对外发布其经济预测结果。具体可参考哈佛商学院商业史学者 Walter A. Friedman在2009年发表的一篇论文：Walter A. Friedman, 2009. “The Harvard Economic Service and the Problems of Forecasting,”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Duke University Press, vol. 41(1), pages 57-88, Spring. 对于现代的宏观基本面研究者而言，如今我们已演进到使用如美联储经济数据库（FRED）等包含数十万个指标的庞大系统，并通过 Python 接口获取数据，利用 HP 滤波（Hodrick-Prescott filter）等现代统计方法来完成熊彼特当年所描述的“剔除趋势”工作。 ↩

6. 译注：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1767—1832）： 法国古典经济学家。他系统化并推广了亚当·斯密的学说，是现代经济学中“企业家”概念的先行者，以提出“萨伊定律”闻名。 ↩

7. 译注：萨伊定律（Say’s Law）： 核心思想为“供给自动创造其自身的需求”。逻辑在于：生产行为在创造商品的同时，也通过工资、利润等形式产生了等额收入，这些收入最终会转化为对其他商品的购买力。因此，该定律认为社会在总体层面上不会出现长期的普遍生产过剩。 ↩

8. 译注：朱格拉周期（Juglar Cycle）：由克莱门特·朱格拉提出，跨度约8至11年，主要受企业的设备投资和资本开支波动驱动，属于中周期。 ↩

9. 译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Kondratieff Wave）：即文中的“长波”，周期通常为50至60年，由重大技术创新（如蒸汽机、铁路、电力等）带来的产业革命驱动。 ↩

10. 译注：基钦周期（Kitchin Cycle）：由约瑟夫·基钦提出，短周期，通常持续约40个月（3至4年），现代宏观经济学中通常指代“库存周期”。 ↩

11. 译注：库兹涅茨周期（Kuznets Cycle）：即文中的“主周期”，由西蒙·库兹涅茨提出，跨度约20年左右，主要由建筑业投资和人口变动的周期性驱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