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昭和六年的春寒（下）

3. 熊彼特的日本朋友们

不知不觉就写了1万多字了，看来人老了确实话多。既然已经研究了这么多，我想干脆不如彻底把故事讲完，今生就不再惦念了。

3.1. 风雨飘摇的帝国

其实，熊彼特作为一个在奥匈帝国出生的经济学家，理应会对日本当时的局势非常敏感。毕竟他的祖国在一战后被肢解，被西欧的英法视为对抗苏俄的前线，也被作为应对再度崛起的德国的一个缓冲与牵制区域。而当新生的东欧乃至巴尔干诸国面对集体安全威胁时，英法又不愿施以援手，这种地缘上的脆弱与背叛，最终为日后另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埋下了种子。

而此时的日本，在地缘战略上也正处于一个极其微妙的境地。首先，从明治维新起，日本便一直是西方列强在亚洲试图拉拢的对象，以作为其在东亚的跳板或帮手。其次，大英帝国与俄罗斯帝国从黑海一直延伸到中亚阿富汗，再到朝鲜半岛的漫长“大博弈”¹，其在远东的最终碰撞，便落在了刚刚结束甲午战争、崭露头角的日本帝国身上。最终，身陷布尔战争泥潭的大英帝国需要日本来为自己牵制俄罗斯，遏制其在远东的扩张，于是两国缔结了针对俄国的《英日同盟》。这一系列地缘政治操作的结果是：俄罗斯帝国企图冲向南方温暖海域寻找出海口的战略努力，随着1905年《朴茨茅斯和约》²的签订而彻底破产。

接下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战场的胶着、德意志帝国与奥匈帝国的崩溃、以及沙俄的革命等一系列深刻影响世界格局的事件，则让日本帝国摆脱了大英帝国远东代理人的身份，一跃成为当时世界的五大主要强国之一（英、法、美、日、意）。一战后的十余年间，日本借着西方列强无暇东顾的机遇，迅速实现了第二次工业化，并通过关东大地震后的投资与重建进一步集中了资本。大萧条前夕的日本，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已经成为了一个令英美在亚太地区无法忽视的重要对手。而历史的时针，也终于拨到了熊彼特访问日本的那一年——昭和六年，公元1931年。日本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也正是由这一年开始的。

这就是为何我称熊彼特是在“昭和六年的春寒”中访问日本的。此时的日本国内局势早已一片混乱。政治上，当时的内阁总理大臣滨口雄幸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生死未卜³，代理首相币原喜重郎正在国会被军部支持的在野党议员们疯狂围攻。经济上，“昭和恐慌”阴影笼罩着日本东北农村，因美国大萧条导致生丝出口崩溃、价格腰斩⁴，破产的农民们正被迫将自己年幼的女儿送上列车，卖到吉原的游廓。军事上，帝国海军在前一年的伦敦海军军备会议上认为自己遭到了政客的出卖⁵，被迫接受了英美的屈辱条件；而在位于三宅坂的陆军参谋本部阴暗的作战室内，少壮派军官们正指着满洲的地图，暗自盘算着帝国的“生命线”与自己的肩章。

早在熊彼特访问日本的三年前，军部的年轻军官们便已密谋，并成功在奉天的皇姑屯炸死了中国北洋政府名义上的元首张作霖。而在1928年至1929年连续爆发的“三·一五事件”与“四·一六事件”中⁶，特高课⁷打着《治安维持法》⁸的名义在全日本展开突击搜查，逮捕了数千名左翼知识分子、教授、学生甚至劳工活动家。昭和六年日本的高等学府，实际上已经处于特高课的白色恐怖之中。很快，在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被陆续逮捕入狱后，熊彼特的那些持有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日本友人们，也将遭到特高警察的残酷清洗。

熊彼特也许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他在日本期间所欣赏到的那些优雅与繁荣，不过是日本“大正民主”遗留下来的、最后的黄昏。

3.2. 那些日本人的命运

在了解了日本社会在昭和初年的情况后，我们再来看看我在译后记（上）中梳理出来与熊彼特在访问期间有过交集的人物名单。也许通过这个梳理，能让我们对熊彼特对这个国家知识界的影响，有一个更全面的认知。虽然我相信当时一定有更多优秀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在听闻此事后从日本各地赶来，一睹这位伟大经济学家的风采，但受限于译者考据能力有限，也只能其中部分展示给读者：（下表按出生年份排序，毕业学校采用了当时的名称）⁹

上面这份名单中的日本人后来各自的命运，在了解之后，确实不免让人唏嘘。这里只就译者所能查到的事件和相关人的情况做一个简单介绍，太多的感叹在动荡的昭和史面前只会显得无味，他们各自的际遇也只是十五年战争中的一个剪影，相比于在战争中饱受折磨的普通人，他们也许并不是最凄惨的一批人，但我想他们在思想上应该是正经历着最动荡、最混乱时期的一批知识分子。

3.3. 喧哗两成败¹²——分道扬镳的日本经济学家们

首先是熊彼特结束访问后的日本。这个帝国不仅正经历着昭和恐慌与农村大面积破产的经济危机，上一年（1930年）11月遇刺的首相滨口雄幸正重伤入院，代理首相币原喜重郎无力对抗在野党“立宪政友会”（及其所裹挟的右翼势力）在国会的猛烈攻击，不久便于4月倒台。而被元老西园寺公望推荐的若槻礼次郎虽然试图继续坚持币原外交的和平方针与井上财政的收缩政策来维持局面，但9月18日爆发的“九一八事变”（满洲事变）则再次给这个本就不稳固的内阁一记重拳。虽然币原在国际上不断宣称日本的不扩大方针，但关东军一次次的独走终于使和平主义的币原外交彻底破产。1931年12月，犬养毅内阁成立，高桥是清出任大藏大臣——后来他被人们尊为“日本的凯恩斯”。高桥迅速在经济上采取了本币大幅贬值、停止金本位、实施积极的赤字财政政策等措施，挽救了濒临崩溃的日本经济。然而，1932年初的“一二八事变”（第一次上海事变）则打破了日本政党政治存续的可能性，在军部的胁迫下，内阁被迫大举增加军费开支，而这只是血腥的1932年的开局而已。此外，译者在此补充一件微观的注脚：就在1931年1月末，当熊彼特抵达日本受到学界隆重欢迎之时，有一位名叫都留重人的年轻人正被关押在监狱中。他因在前一年参与校内的左翼运动，涉嫌违反《治安维持法》而被捕，并最终被旧制第八高等学校（名古屋，简称八高）开除……

1932年2月9日，前藏相井上准之助被右翼激进组织血盟团的小沼正刺杀；不到一个月后，3月5日，曾接待过熊彼特的三井财阀总帅团琢磨也被同一组织的菱沼五郎刺杀。不知远在欧美的熊彼特在读到这则新闻时，是否还能记得这位英文流利的麻省理工毕业生（熊彼特的爱徒萨缪尔森未来也会在那所学校建立起一个新的经济学帝国）。5月15日，内阁总理大臣犬养毅被海军少壮派军官冲入官邸刺杀，这位护宪运动的领导者，不仅未能控制住军部的疯狂独走，也搭上了自己的性命。而在高层政治的动荡之外，那位曾经在如水会馆招待过熊彼特的五十嵐直三也面临着巨大的危机。1931年底高桥藏相宣布脱离金本位之后，日元大幅贬值，而东电在美国发行的高达7000万美元的巨额公司债引发了其违约风险。其最大的债权人三井银行（团琢磨去世后，此时的三井财阀实际总管是池田成彬）在1932年强行介入，对东电进行了全面重组，原有管理层的独立决策权在这一年名存实亡。

熊彼特的学术界朋友们也在动荡的社会局势中，选择了自己不同的人生道路。首先是最早邀请过熊彼特前往日本任教的河合荣治郎教授。1932年4月，他发表了基于其社会民主主义改良路线的巨著《社会政策原理》，作为一名坚定的英国费边社式的社民主义者，他公开且激烈地批判军部独裁与法西斯主义。而另一位同样在熊彼特访日前就向其学习过的荒木光太郎则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他加入了土方成美的派系，成为了一名推崇统制经济、主张建立效忠军国体制的“皇国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与此二人在1920年代同在德国的另一位学者向坂逸郎则坚定地站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因受《治安维持法》迫害而被迫辞去九州帝大的教职，此时他正在与日本国内的“讲座派”左翼学者以及共产国际的《1932纲领》¹³进行着激烈的辩论。同样聆听了熊彼特讲座的河合教授的两位弟子：安井琢磨与木村健康，此时刚刚完成自己第一个学年的执教与研究。两位年轻人正目睹着东京帝大校园内左右翼学生冲突的白热化，也开始感受到军部控制下的文部省对大学自治原则的强力干预。即使在象牙塔中，一切也都向着失控的方向急速运行着。

同样在1932年，关东军利用溥仪在中国东北成立了“满洲国”伪政权。这一行为极大激怒了英美，尽管尚处在大萧条的阴影下，日本帝国的行为依然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坚决抵制与唾弃。而无视这一危险现状的军部，则继续在对华问题上试图扩大战端。危机不断加剧，1933年关东军入侵至长城一线；3月，日本悍然宣布退出国际联盟，脱离了当时的国际秩序框架。次年（1934年），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了著名的“天羽声明”（Amau Doctrine）¹⁴，这是一次日版“门罗主义”的发言。1935年，日本开始大规模在中国华北地区展开武装走私，削弱国民政府在这一地区的控制力。1936年2月26日，“二二六事件”标志着军部内部“统制派”与“皇道派”斗争的终结，以前者的胜利告终¹⁵；同年11月，在柏林，日本与纳粹德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1937年（昭和12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11日的内阁会议上，日方决定动员朝鲜军与关东军参战。7月底，参谋本部第三次下达动员令，第五、第六、第十，共三个常备师团登船前往华北前线。局势从此再无挽回的可能……

我们上文 3.2. 中提及的大学教授们，则纷纷开始在这样的经济政治背景下，选择了自己的立场。似乎熊彼特在演讲中强调的“一个人的理论观点与他的社会理想或政治偏好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日本学者们并未听进去。他们的命运也随着战争扩大化带来的日本社会的军国化与独裁化而充满波折。他们中既有选择与军部合作的、也有坚持自己的主张继续抗争的，当然，更多人迫于形势，只好在沉默中坚持熬过十几年的黑暗统治。

1933年，东京帝大经济学部长矢作荣藏去世。次年，河合荣治郎的恩师小野冢喜平次卸任了东京帝大校长一职；在他任期内，一直竭力抵抗文部省和右翼势力对大学自治的侵蚀。随着二二六事件爆发，东京帝大经济学部开始了一场激烈的内斗，以河合荣治郎为代表的“河合派”与以土方成美为代表的“土方派”在教授会上明争暗斗，互相不断否决对方的提议，使得学部出现了重大危机。而此时担任东京帝大校长的长与又郎，一方面面临着军方背景的荒木贞夫陆军大将的压迫，另一方面又无力平息经济学部的纷争，心力交瘁。终于在1938年，随着“河合荣治郎事件”的爆发，河合教授多部著作被查禁并面临违反《出版法》的荒唐指控，土方派要求河合自行辞职，而河合拒绝。长与又郎在内外交困之下，于1938年12月以健康原因和未能平息校内纷争的理由辞职。另一位与熊彼特相关的日本学者宮島綱男，在1938年也遭到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打击。随着日本在1933年退出国际联盟后，陆续退出了许多国际组织，这其中也包括1938年退出国际劳工组织（ILO）。担任ILO理事的宮島綱男理所当然地失去了自己的工作，在这一年转而担任神户日法协会副会长（一想到两年后还有“仏印進駐”事件¹⁶，宮島这位讲法语的阁下还真是命途多舛）。

然而，斗争并未因长与又郎的辞职而平息。1938年12月20日，平贺让（前海军中将）出任东京帝大校长，随后很快便爆发了著名的“平贺肃学”事件¹⁷。以“平贺不让”¹⁸而闻名的这位军舰设计专家，对河合派与土方派采取了“喧哗两成败”的处理方针，要求两人主动辞职。二人当场拒绝后，平贺直接绕开了教授会的自治原则，于1939年1月28日向文部省提议将自由派首领河合荣治郎和右翼派首领土方成美停职。随后，两派合计13位学者向平贺提出辞职抗议，这其中也包括中西寅雄（土方派）、木村健康（河合派）、安井琢磨（河合派、后被劝回）。2月23日，平贺让的请求被文部省批准，官方正式向河合与土方下达了停职命令。这一事件的结果是，东京帝大经济学部自1939年起几乎成为了一座空壳。中西教授后来因为其成本会计的研究成果而成为军部的专家；而荒木光太郎——土方派的另一位干将——虽然未辞职并留在了东京帝大，却在随后的战争中深度参与了军国主义国策的制定，参与构建了战时统制经济政策与“大东亚共荣圈”的货币金融理论。

最后关于平贺肃学，译者想再多讲一个故事，是关于河合荣治郎教授门下“三羽乌”在这场昭和动乱中的命运。河合的三位门徒——安井琢磨、大河内一男与木村健康，在面对平贺让对学术自由的粗暴干涉时，最终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平贺让分别与他们进行了“恳谈”与“慰留”；安井与大河内最终选择留在了帝大，愤怒的河合与此二人断绝了师徒关系。而木村健康则坚决追随了自己的恩师，甚至在河合因著作被禁而面临审判时，顶住压力出任其“特别辩护人”，一直支持恩师直到河合于战争结束前（1944年）去世（河合的恩师，前东京帝大校长小野冢喜平次也于这一年病逝）。失去了工作的木村也在暗黑的军国统治下遭遇了许多困难，但即便如此，在1943年木村转任旧制第一高等学校¹⁹教授后，也依旧继续抵抗军部。在战争临近结束的1945年4月，军部试图指示文部省强行废校之际，木村作为核心主导，通过在每个宿舍安排一名教授过夜住宿的方式，制造了“宿舍已由教授进行管理”的名义，从而成功免于废校。

而熊彼特在波恩大学的两位弟子，也选择了不同的学术道路。作为农业经济学家的东畑精一在1936年加入了近卫文麿的核心智囊团“昭和研究会”²⁰担任常委，负责农业问题的研究与政策设计；后又于1940年加入了日本政府的“物价对策审议会”及“价格中央形成委员会”，直接参与了战时经济统制和物价调控政策的制定。在1942-1943年更是亲赴菲律宾（日本旧称“比岛”）实地考察，为日本占领军的管理进行全方位的系统性调查，并最终撰写了《比岛调查报告》。而中山伊知郎在1937年正式升任东京商科大学教授，并于1939年获得博士学位。与东畑不同，在战争期间，中山更多活跃于金融和经济理论领域。而且非常有趣的是，中山在1936年迅速认识到了凯恩斯于那一年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的划时代意义，并将其选为自己研讨会的教材。1943年，中山伊知郎与日本银行的实务官僚们，创立了金融学会，这也是现在日本金融学会的前身。在战争结束时，这二人都因为其学术成果以及与军部较少的瓜葛而未被 GHQ²¹ 清算，没有遭到“公職追放”²²或更严厉的处罚。另一位也曾在熊彼特演讲时聆听的东京商大学者上田贞次郎教授，在1936年出任了东京商大的校长，在军国主义者干预大学自治的时期，尽力保护了校内的学术环境。作为一名自由主义学者，他在1933年与1936年分别两次作为日本政府委员出席“太平洋问题调查会”，试图维持日本与英美的经济对话。但上田教授并未看到战争结束时日本的惨状，他本人于1940年因病逝世。

讲完了以东京帝大为主“东军”的情况，最后我们再用较少的文字来简要概述下以京都、神户学者为主的“西军”在十五年战争期间的境遇。除了前文我们提到的宮島綱男，译者在此再简单交代一下熊彼特访问的另外两所大学——京都帝国大学与神户商业大学——那些与他有过一些“缘分”的日本学者的命运。

首先是京都帝大的高田保马与柴田敬。高田保马在1930年代开始逐渐向时局靠拢，积极参与了日本帝国官方主导的思想活动，在当时军部开始深度介入大学事务的背景下，高田选择了加入并将其学术重心转向了意识形态问题。1939年，在日本思想界兴起关于“东亚新秩序”的讨论之际，他坚持以民族主义为核心基础，批判了基于地缘政治主张的“东亚协同体论”²³。1943年，京都帝大成立了民族研究所，以配合帝国政府的“大东亚共荣圈”政策，高田保马出任首任所长。而因为其在战时的言论和任职经历，战后GHQ将其列入了公職追放名单，被迫离开教育界。而那位在熊彼特关西行程一路紧跟的年轻人柴田敬，其思想在这十五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是他在1934年发表了《论利润率下降的规律》²⁴，在这篇极具前瞻性的论文中，柴田敬通过数学模型证明了在实际工资保持不变的前提下，资本家只有在降低生产成本时才会引入劳动力节约型的新技术，而这种技术的引入必然会导致一般利润率上升，而非下降。1935年，他更是出版了一本2000页的巨著《理论经济学》，对当时波兰著名的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 (Oskar Lange)产生了重大影响²⁵。而取得这些光荣学术成就之后的他，于1936年至1938年前往美国哈佛大学度过了他的学术休假年，并在那里再次见到了熊彼特和他的学术圈子。然而归国之后的柴田，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开始提倡统制经济，主张剥夺资本家任命企业领导者的权力并交给国家以实现社会总体收益的最大化。日本帝国当局一度怀疑他是一名“伪装的共产主义者”，然而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GHQ又以涉嫌支持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为理由，也将其列入了公職追放名单。

而神户商业大学的校长田崎慎治的经历也颇为有趣，作为一名商科教授（方向为海运与海上保险），他本人一直极力主张日本的海外发展应着眼于南美，这与当时日本的主流思想大相径庭。同时，他在1934年-1941年也担任神户日美协会会长。当然，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这一民间组织也无限期休会。1942年，他从校长一职退休。1944年担任了濒临关闭的帕尔默学院（パルモア学院）²⁶院长并在战后实现了这所学校的复课。在1942年与田崎慎治一同选择退休的还有瀧谷善一教授，这位教授的主攻方向也是保险学，不过，瀧谷教授在战后不久的1947年因病逝世，没能像其他同僚那样见证日本战后的复苏。而当年在神户站与前两位一同迎接远道而来的熊彼特的丸谷喜市教授，在1942年接替田崎成为了神户商大的第二任校长，但相比于前任校长，他没有赶上一个好时代。1943年10月，东条内阁实施“学徒出阵”²⁷的军国主义政策，丸谷也在当年11月神户市举办的“出阵学徒壮行会“上不得不将自己的学生送上前线。而日本战败后，丸谷在处理完大学最初的战败复员工作后，于次年3月辞去了自己神户经济大学（神户商大于1944年改名）校长的工作。与当时日本其他大学的校长们纷纷辞职的理由一样，一方面他们在社会和幸存学生的道德追问下无法免责，必须承担“战争责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通过主动辞职的方式来与大学切割，以保护大学免受GHQ的全面清算（但丸谷本人并未遭遇公職追放的处分）。而最后一位，是陪同熊彼特参观了奈良古都的田中金司教授，作为一名专攻货币与金融的经济学家，田中教授在战争期间也未能完全置身事外，他在1939年发表了《生产力扩充与金融问题》，将研究重心转向了配合战时统制经济的金融政策。不过幸运的是，他最终熬过了1945年的神户大空袭存活到了战后。田中教授也是一位高寿之人，1957年从神户大学退休后，他又转任关西学院大学任教授，他最终于1985年去世，享年91岁。

至此，我们已经了解了全部 3.2. 表1 中的人物在战争中的境遇。虽然这不是一部日本经济学界的完整的学术史，而只是一些人物小传的整理与历史背景的简单拼接，但作为收尾，译者还是不厌其烦地为各位列出他们在战后的遭遇以及他们人生的终局：

3.4.太平洋战争、FBI与熊彼特的遗产

故事讲到这里，其实已经基本结束了。熊彼特在哈佛大学时期的人生，可以说是这位20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为后世留下的最大财富：他不仅完成了自己许多重要著作，而且还培养了几位对现代经济学产生了极为重要影响的经济学家。但为了历史叙事的连贯性，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熊彼特与柴田敬和都留重人的相遇。

如前文所提及的，都留重人在1931年初被捕入狱并被“八高”除名，对于一个有志成为帝国精英的人而言，这基本意味着他在日本国内的路已经被断绝。都留重人的父亲在此时为其子思虑再三，决定将他送到美国留学，以此希望他能够摆脱国内日益严厉的政治氛围和暗淡的前途。作为一个倾心于左翼思想的年轻人，都留重人在1931年出狱后前往美国留学（或者我们也可以将此视为一种别样的“流亡”），他首先入读了威斯康星州的劳伦斯学院（Lawrence College），随后他于1933年转入了哈佛大学并在那里与熊彼特相遇。1935年，他进入哈佛研究生院，此时的哈佛经济系正在熊彼特与其他优秀教授的带领下进入其黄金时代，都留在这里的同辈、直系学长或年轻教员中包括保罗·萨缪尔森、罗伯特·特里芬、罗伯特·布莱斯、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理查德·马斯格雷夫以及阿布拉姆·伯格森³⁰。根据都留的回忆，在熊彼特的坐镇下，这个被萨缪尔森称为“哈佛圈”的小集体，经常在哈佛教员俱乐部或者熊彼特与陶西格的共同寓所举行学术沙龙，这些年轻人几乎每天都在午餐、鸡尾酒时光或深夜就经济学的现状展开面红耳赤的激辩。都留评价道：当时世界上恐怕没有任何地方，能让人见证前沿现代经济学与正统马克思主义之间如此自由且富有成效的交锋。而我们之前提到过的柴田敬，也于1936年加入了这个小圈子，并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数理化的尝试而深受熊彼特的喜爱。至少在这一时期，熊彼特与他的日本友人们的交流与通信，依然非常频繁。这里译者在文献整理的过程中找到了一个有趣的点，根据都留重人的回忆：熊彼特在晚年给都留重人写信时，他都会有一个固定的人名顺序：荒木光太郎、柴田敬、東畑精一、中山伊知郎，而这既不是按照日文罗马音的排序也不是按照身份地位排序，更不是按照日方诸君的年纪，而是——按照日文假名的五十音顺……

然而，美好的时光终将落幕。随着1930年代的国际局势日益紧张，1939年，纳粹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0年6月，法国投降；1940年9月，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次年6月，纳粹德国入侵苏联。世界正陷入全面的战火中。1941年12月7日，日本帝国海军的空母舰队偷袭了珍珠港，美海军太平洋舰队损失惨重，两千四百余人阵亡，太平洋战争爆发了。美日两国在接下来的四年里，都会付出极为惨痛的代价。在这场战争结束之时，世界已然被分割成两个极端不同的阵营，并在未来的半个世纪中持续纷争不断。

而身处马萨诸塞州剑桥镇的熊彼特，也在仓促间送走了自己的学生都留重人。此时的FBI已经因熊彼特及其夫人的反战态度对他们展开了调查。但熊彼特在此刻依然展示了自己作为一名学者的无私和包容，他在得知都留重人面临遣返且学术财产可能被没收的风险时，主动向都留提出，可以将他的书籍和资料存放在其在哈佛大学利陶尔中心的私人办公室内。都留的两位挚友，E.H. 诺曼（E.H. Norman）和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³¹也协助都留打包这些资料。

作为一名内心深处仍保留着十九世纪末奥匈帝国贵族气质的学者，熊彼特对这场战争的态度极其复杂甚至显得“不合时宜”。他并不支持日本或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但他同样极度厌恶罗斯福的新政与战时统制经济，更悲观地认为，美国的参战最终只会让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在战后坐大。这种强烈的反战与“反罗斯福”立场，让他在群情激愤、爱国主义高涨的美国社会里，迅速沦为了一座精神孤岛。

讽刺的是，战争以一种极具国家暴力色彩的形式介入了这位学术泰斗的私生活。根据哈佛商学院托马斯·麦克劳（Thomas K. McCraw）教授在其著作《创新的先知》中的考证，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埃德加·胡佛亲自下令对熊彼特夫妇展开了漫长的秘密调查³²。这部分是因为熊彼特在私人场合屡屡对同盟国的战争政策冷嘲热讽，更是因为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在1940年刚刚主编出版了一部名为《日本与满洲国的工业化》（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Japan and Manchukuo）的巨著³³。在战时狂热的审查机器眼中，这部基于扎实数据、客观论述日本经济潜力的学术著作，成了他们“暗中通敌”的嫌疑铁证。FBI为熊彼特建立的秘密档案多达数百页，对于一位深以此番事业为傲的巨匠而言，这种来自异乡国家机器的猜忌与贴身监视，无疑是巨大的精神折磨。

战争终究会结束，人的生命也如此。1950年1月，熊彼特在睡梦中与世长辞，3年后，他的第三任妻子伊丽莎白·熊彼特病逝。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光，已经患癌症的她拼尽全力整理丈夫的《经济分析史》遗稿。而在熊彼特去世后不久，他的两位学生，中山伊知郎与东畑精一探望了这位遗孀。伊丽莎白表示希望熊彼特的藏书和资料能够完整且整体地被保存，而不是被拆散拍卖，而时任一桥大学校长的中山伊知郎向病榻中的伊丽莎白表示将设立专门的文库来保管这些珍贵的资料，并征得其同意。最终，3500册图书与1200本小册子（其中带有大量极其珍贵的熊彼特亲笔批注）以极低的价格托付给一桥大学。对于战后经济刚刚起步的日本来说，筹措这笔外汇依然难度不小，中山伊知郎最终通过日本文部省特别拨款与一桥大学的部分常规经费募集了足够的资金，当然这与日本学术界的集体努力也不无关系，都留重人在其中也发动了自己在哈佛大学的关系，为整理、运输和相关法律问题排除了障碍。1955年，这批珍贵的档案被运抵日本，收藏于一桥大学国立校区的附属图书馆³⁴。

终于，在熊彼特访日的25年后，他一生的藏书和学术记忆，也被他生前喜爱过的国家保存至今。而我们这篇以翻译熊彼特演讲稿为契机，探索其与日本学界交集的“译后记”，也终于告一段落。 by 已然累倒的译者君：）

4. 追寻先知的脚步：真正的译后记

“那么人呐，就都不知道（命运），自己就不可以预料。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 by +1s

经过半个月高强度的资料收集、翻译与阅读，我终于完成了熊彼特演讲稿的翻译，以及由此引发的对这段历史的重新梳理工作。现在回想起来，我其实一直不太喜欢麦克劳那本传记的书名《创新的先知》。因为我觉得，仅仅用“创造性毁灭”或“创新”等词汇来概括熊彼特对经济学的浩瀚贡献，确实太过狭隘了。这就好比现在年轻人喜欢在弹幕里玩梗说“哈耶克的大手发力了”一样，但其实绝大部分人恐怕连哈耶克著作的书名都说不出来。当然，在此我无意指责那些将知识娱乐化的解构者们，毕竟一个人的浅薄和极端的发言除了羞辱自己以外，并不能真正伤害到其他人。

但这段时间的研究与写作，确实让我对一些事物有了些许新的看法。比如 AI，在过去几年里，我一直在使用各种类型的 AI 来辅助学习或处理杂务，但我从未将其应用于如此深度的文献挖掘场景。Gemini 给我的最初感觉是非常惊艳的。虽然我很快就发现，它在深度搜索和相关资料交叉验证方面依然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与不可靠性，但相比于近20年前我还在单纯依赖谷歌学术做文献综述时的效率，这依然称得上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关于具体的使用细节和技巧实在太多，这里便不再赘述。总之，我想对那些同样尝试使用 AI 来辅助写作的朋友们说一句：积极拥抱它，但绝不要盲目相信它。

另一点新看法是，在近期的研究过程中我逐渐理解了：一门社会科学的发展，在后发国家是一件很容易“走歪”的事情。日本在19世纪中后期开启明治维新、走向富国强兵道路的故事，早已无人不知。但经济学在日本的发展，却受到了当时时代背景的强烈影响。当日本人开始系统接触经济学时，恰逢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在欧洲蓬勃发展，而德国历史学派也在欧陆大行其道。最早前往西方留学的日本学者们，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些思潮的深刻影响。这才造就了日本经济学界在冷战结束前，出现的一幕有别于其他国家的奇特景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Maru-kei）与现代经济学（Kin-kei）双轨制并存的教学体系。在1990年代之前，日本大学经济学部的学生们要面临两套完全不同的基础课程设置，即所谓的“平行讲义”（競争講義）。学生们必须在一入学就面临“二选一”的路径抉择，选择其中一种经济学原理作为必修学分。这其中固然反映了日本学术界对战前军部体制的拨乱反正与深刻清算，也映射出诸如柴田敬、都留重人等日本学者的思想变迁轨迹。作为经历过一场宏大而残酷革命的中国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心中不免五味杂陈。我们当然不能仅凭此就断言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不好的，但历史已经为人们验证过的事情，我认为并不需要在既定事实面前反复“辩经”，那只会空耗年轻学子们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且无益于理论的真正发展。当然，我在这里只是在探讨历史。由此，我们也许能更深刻地理解，为何熊彼特在访日期间的那些涉及方法论与经济思想史的演讲中，会用极为克制的语言，善意地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学家们指出一条符合当时世界主流的研究路径——“从瓦尔拉斯开始”。

熊彼特的访日之旅虽然短暂，却对这个国家经济学学科的整体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而他自身的理论背景和奥匈帝国的出身，又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日本人对他的好感与接受度。历史就是这么有趣，一位奥匈帝国出身的经济学家，为一个刚刚开始系统化开展经济学研究的国家，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当时世界上最主流的经济学知识；而在他的晚年，他又坚持与来自日本的那些倾心于马克思主义的左派学者们进行着友善且深刻的辩论。这些历史事实，让我不禁再次感叹：日本在学术传承上，确实是一个P社游戏里的“幸运国家”。

最后一点想说的是，如果人们对当下的社会科学界有任何不良的观感，我现在能更加理解和接受了。理由很简单：在这半个月密集的资料整理过程中，除了三本熊彼特传记的中译本之外，我几乎找不到任何关于这段历史的高质量中文论文。当然，我们可以争辩说这段历史在中国的经济学语境中缺乏研究价值，我也多少赞同这一观点。但如果我告诉读者，哪怕我暂且搁置熊彼特，仅仅去搜索一个关于“平贺肃学”的简单历史事实，都能轻易找到一篇将事件时间写错的中文文献（错写成1943年，但那其实是平贺让离世的年份）。如果某些社科研究者连最基本的历史事实都能搞错，那我实在找不到任何理由为他们辩护。

关于熊彼特演讲的译稿，以及包括本文在内的两篇资料汇总与整理性质的文章，虽然我已经竭尽全力进行了事实核验，并添加了大量脚注与参考文献来保障资料的准确性与翻译的专业性，但作为一名经济学人，我必须在此做一个郑重声明：如果有人在译稿或资料中发现了任何疏漏或不准确之处，责任绝不在于 AI，而全在于我本人。若能得到读者的告知与指正，我会在看到的第一时间予以修改，并由衷感谢指正者的严谨与善意。

是为记。

参考文献：

略，详见《译后记：昭和六年的春寒（上）》中最后参考文献部分。